何炳松吸收鲁宾逊的进化论史观，并把它介绍给学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何炳松的另一代表作是他撰写的《历史研究法》。他说：
    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 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国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 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 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夸炫之罪，窃不敢承。[4]
    这是一本把西方史学方法的精华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合璧为一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 朋汉姆（Ernst Bernheim）是德国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法课本》；朗格罗瓦、塞诺博斯（何译为郎格罗亚、塞诺波）前文已有介绍，是法国实证史学派的代表。而何炳松最推崇的中 国史学家则为刘知几、顾炎武、章学诚、赵翼等人。他认为中西史学家有许多不约而同之言 论，所以把中西史学的观点、方法纳入一本书中，用自己的语言简明扼要地分绪论、博采、 辨伪、知人、考证与著述、明义、断事、编比、著作、结论共十章加以叙述。书中所引史家 著作，皆历史名家著述，可谓博览群书，择其精华，如王充《论衡》、刘知几《史通》、司 马光《通鉴考异》、顾炎武《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和乾嘉考据家的论述，但学术 方法论则采自西方以实证史派为主，最后的结论则归之为：
    史学研究法者，寻找历史真理之方法也。言其步骤，则先之以史料之搜集及考证，次之以 事实之断定及编排，终之以专门之著作，而史家之能事乃毕。[5]
    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奠 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他们一方面吸取了西方史学的科学方向，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务实 精神。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者之间有许多 可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不摈弃实证 史学的优点，而且加以借鉴和发展。
    值得重视的是何炳松虽然没有接受唯物史观，但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他在商务印书馆 任史地部主任时就曾出版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
    二、何炳松与中国蒙元史研究
    中国悠长的数千年历史中，中外交往始终未间断过。但是，中国历史上只有蒙元时代时蒙 古 军队才发动过西征，远征到欧洲，并分藩建立过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利 汗国。元朝推翻后，中国与各汗国之间往来绝少，对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知之甚少，更不清 楚国外曾留下了许多记载蒙古人统治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著作。
    伊利汗国建立在波斯（今伊朗）境内，该国的史学家留下的著作最为丰富，也最有价值。波 斯文的有：志费尼（Ala-al-Dīn‘Ata-Malik Juwanī，1226～1283年）的《世界征服者史》 （Tarīkh-i-Jahan-Gushā）、拉施特（Rashīd al-Dīn Fadl Allāh，1247～1317年）主持 修撰 的《史集》、瓦萨夫（Shihab al-Dīn‘Abd Allab Sharaf Shirazi，1264～1334年）的《 瓦萨夫史》（T’ārīkh Wassaf）、哈沙尼（Qāshānī）的《完者都史》（Tāīkh-Iliā īt ǖ）；阿拉伯文的有：伊本·阿昔儿（Ibn al Athir,116～1234年）的《全史》、奈撒维（Nasa wi）的《札兰丁传》等。这些著作明代以来中国学者几乎一无所知。而与此同时，西方的东 方学家对蒙元史的研究蓬勃开展起来，他们利用丰富的波斯、阿拉伯文资料和欧洲旅行家的 游记，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研究蒙元史主要依据《元史》、《元朝秘史》、《蒙鞑备录》、《 黑鞑事略》、《蒙古源流》等汉文和蒙文资料，对中亚、西亚的蒙古人状况很少涉及；明初 修纂的《元史》，由于作者多为南儒，不懂外国文字，也不懂蒙古文字，书中对“前四汗” 历史简而又简。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炮舰轰开，边患日益严重，西北史地之 学一时成为显学。梁启超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 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6]最早利用西方著作撰 写蒙元史的首推魏源，但他当时还只能读到马礼逊（Bobert Marrison）《外国史略》一类没 有史料价值的著作。
    真正接触外国史料用以研究蒙元史者当为洪钧。洪钧（1839～1893年），字陶士，号文卿， 江 苏吴县（今苏州人0。同治七年91868年0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十三年（1887 年0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在欧洲3年有余。洪钧出使前已致力于元史及西北史地 研究，到欧洲后刻意搜访外国史料，适奉英国学者霍渥斯（H.H.Howorth，1842～1923年）《 蒙古史》出版，霍氏广泛阅读前人著述和译著，用数十年之功，完成四大卷巨著，前三卷分 别于1876年、1880年、1888年出版于伦敦，详述元代蒙古诸汗在中国、钦察及伊利汗国的事 迹。霍氏原拟第四卷写察合台汗国史，但直到其去世前仍未脱稿。直到1928年才出版第四卷 ，但内容为附录与索引。霍氏所据史料皆为当时已译成西文之阿拉伯、波斯史料，洪钧由此 而得知在巴黎的亚美尼亚人多桑（A.C.M.d’Ohsson，1779～1851年0《蒙古史》（法文）、德 国人哀德蛮（F.Erdmann）所译《史集·部族志》（德文）、俄人贝勒津（и。H.Верезц н ，1818～1896年）所译《史集·部族志》、《史集·成吉思汗传》（俄文）等珍贵史料及著作 ，于是令他欣喜异常，命使馆译员译成中文，在驻欧后两年时间，用心钻研，认真比勘，遂 著成《元史译文证补》初稿。其挚友陆润痒《序》之曰：
    盖至光绪己丑岁（1889年），吾吴洪文卿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奥，驻其地者三年。 周咨博访，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侍郎之初至俄也，得拉施特 书。随行舌人，苦无能译阿剌比文者，见之者皆膛目。侍郎以为既得此书，当必使之显于斯 世，不可交臂失之。于是百方购求，遂得多桑书，则译成英文者；又得贝勒津、哀特蛮诸人 书，则译成俄文者，始有端绪可寻。而所译各从其音，人名、地名、部族名，有翻改歧异者 ，有前后不一者，乃复询之俄国诸通人，及各国驻俄之使臣，若英、若法、若德、若土耳其 、若波斯。习其声音，聆其议论，然后译以中土文字，稿经三易，时逾两年，而始成书，名 之曰《元史译文证补》，证者，证史之误；补者，补史之阙也。惟其中数卷，掇拾散漫，未 及定稿。[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