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不同。严复认为由于中西方在尊古和崇今的价值观上所表现的差异性导致了学术思想也存在着一种差异。在西方，由于他们尊崇新知识，鼓励创新，于是新的名词新的学科不断涌现，并且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在中国，因为尊古，一切学术上的东西都因袭古人，固步自封，加上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和推行的文化高压政策；士者大多自囚于陈旧的枯书堆里进行那些繁琐的考据、训诂等，丝毫无益于现实生活、无益于国家的富强。不仅如此，严复还认为一种学术思想总是由粗到精、由疏到密而发展完善的，时代在发展，学术思想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然而在中国，由于尊崇古人，学术研究不但对于古人的粗疏不去深入地探求，而且还轻易地相信并加以接受，从而导致了与西方学术的日渐精密的强烈反差。另外，严复还认为中西方学术研究的对象也不同，中国的学术注重于对故训的考证，而西学则以自然科学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中国人好言道义而讳言功利，西方人则讲求功利。
    除此之外，严复还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了解到西方不仅仅在坚船利炮方面也即中国封建士大夫所说的“器”上优于我们，而且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即中国封建士大夫所叫嚷的“体”上也是比我们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严复是当时中国感觉最敏锐的人之一。
    既然如此，那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由于严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严重地影响了他，因而严复自然而然地用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论”来诠释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在严复看来，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是中西方地理环境上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在社会发展方式上的不同。在《上今上皇帝万言书》中，严复对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作了比较，“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俄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而中国的情况如何呢？“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方数万里之地，带河砺山，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暂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绥百姓，而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百姓有以相生养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在这种情况下，严复认为中国文化“贵述古而薄谋新”，因此，“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⑥]也即是说严复认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恰好相反。从严复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固步自封和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利于统一，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大一统国家的局势。而要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统治阶级就必然要从思想上、文化上加以控制和实行“一统”，从而他们独尊一说，防止异端，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压制和泯灭了人民群众的争胜之心，也导致了文化和社会不能随着时代进步和时势发展而进步和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阶级“大一统”的思想和意识，因而导致了缺乏争胜之心，“贵述古而薄谋新”。其二是中国社会深受封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人口众多、生产率低下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在《保种余义》中，严复对此作了精碎的分析，认为“由于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虑患轻，故不知予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往往一人之身，糊口无术，娶妻生子，视为固然。”不仅如此，“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即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如此造成“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而国家又从无移民之法，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无乱，何所谓一治一乱哉！”[⑦]这里严复虽然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人口决定论”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严复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由于生产率低下，人口增长过快，不仅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失调，而且更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持续动乱。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人口众多、生产率低下是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严复认识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
    当然，假如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严复所分析的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原因都不是造成近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严复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毕竟严复开创了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并且在他那个时代为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的思想材料。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严复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的观点和方法而加以轻视。
    （三）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叩开，封建的东西似乎象沉睡千年的木乃尹见到阳光一样，显得腐朽而不足以宣扬了。也正是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了解到了自身的不足，因此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自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大声疾呼出诸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眼看世界”等明智的口号，并且也开始身体力行，他们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其中包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等。到了六十年代又有一些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提出了一些旨在富国强兵的口号，而且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商战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并进而也萌发了一点要求仿效西方开设议会实行民主政制的主张，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等。与此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出一批势力组成洋务集团，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着眼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自然科学，而不承认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更能符合社会进步和发展，同样优于中土的事实，因此，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他们掀起了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批评了这一点，认为洋务运动不过是“盗西学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⑧]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一种企图死抱住封建僵尸不放的“中西合璧”的思想怪胎。因为在他看来，“体”和“用”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开的两面，“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矣？”严复不仅不赞成“中体西用”的主张，而且对于以中学为主而辅以西学的主张也持批判态度，“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于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