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理念，在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情况下，严复当仁不让地翻译了一些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T.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dan Smith:《An Inquing into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H.Spencer:《The Stuc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已权界论》（J.S.Mill:《On Liberty》）、孟德斯鸠的《法意》（C.C.S.Montesquieu:《L'esprit des Lois》）等，介绍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希望以此来唤醒仍沉缅于“中国文化万国之宗”的国人，提高他们自身的觉悟，挽救民族的危机。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文化社会发展将何去何从呢？对此，严复主张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并且认为要“全盘西化”必须自提高人民的力、智、德三者始。因为在严复看来，“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大视此。”[⑩]有关这一点在其《原强》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斯宾塞尔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恭，民智己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11）]并认为“此三者自强之本也”。[（12）]
    所谓“鼓民力”，就是要能够和列强进行竞争，必须使人民有强壮的体魄。因此严复主张严禁吸食鸦片和妇女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要改革教育制度及教育方式，废除科举制度，提倡西学。所谓“新民德”，最主要的办法是创立议院，就是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意识来替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在严复看来，唯有“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中国文化和社会才能得以复兴。
    然而严复也是一个前后十分矛盾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大不一致的，而且走到了相反的两个极端，这是与其政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维新变法时期他全力主张全盘西化，因为那时他认为西方是“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13）]西方社会存在的一切病态诸如贫富不均等等都是富强未达极致的缘故，日后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渐渐消灭的。但是随着他看到“不谓文明之程度愈进，贫富之差数愈遥，而民之为奸，有万世所未尝梦见者”[（14）]时，他对西方文化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严复也看到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危机，看到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感到对此是不宜加以全盘否定的。因此，他主张对于中西方文化应该采取兼容的态度，只要是对挽救中国危亡有用的，不论是中是西，是古是今，是夷狄、禽兽的，都要加以吸收而不能简单地排斥。同时，对于那些相对立而不能相容的学说，严复认为要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让它们各尽其能发挥作用。并且，此时的严复还认识到要革新旧的阻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东西并不是可以速成的，而是要一步一步地进步。在这里，严复接受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开始否定事物的质变。辛亥革命后，严复的中西文化的见解又发生了变化，他认为革命后的道德和纲纪败坏到了不如清朝的地步。这不仅使他失望，而且也加强了他认为中国国民不能与之共和的信心，并且开始摈弃西方的东西。民国成立后政局的动荡不安、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使他对西方文化的希望彻底化成了泡影，由此他也彻底地转变到维护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上，不仅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而且在其晚年大力鼓吹尊孔习儒，仇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完全陷落到顽固立场上。
    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仅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材料，而且也给后来者以极大的震撼和影响，他开创了一代治学新风。虽然他在晚年又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但我们不应低估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中西文化的异同、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仍具有借鉴作用。
    注释：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转引王栻《严复传》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侯官严氏丛刻》第212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③同②第217页。
    ④严复《救亡决论》同②第175页。
    ⑤同④第183-184页。
    ⑥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同②第19-22页。
    ⑦严复《保种余义》，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第8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同④第200-201页。
    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载同⑦第三册“书信”第558-560页。
    ⑩严复《原强》，同②第124页。
    （11）同⑩第151-153页。
    （12）同⑩第169页。
    （13）同②。
    （14）严复《法意》第十八卷按语，载同⑦第四册“按语”第9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