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字云崧，号瓯北，常州府阳湖县人，生于雍正五年（1727），卒于嘉庆十年（1814）。其一生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而此一历史阶段正是乾嘉考据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史名家，诸如戴震（1723-1777）、钱大昕（1728-1804）、王鸣盛（1722-1797）等皆为考据学健将，考据之风弥漫当时的整个学界。然而，身处其间的赵翼，其治学风格却与此考据学风有同有异。故此，目前学术界对于赵翼史学的定位存在较大分歧：一般的观点往往将赵翼看作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与钱大昕、王鸣盛合称为乾嘉考据史学三大家；[1]（P52）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赵翼治史迥异于乾嘉考据史学家，他“不是一位历史考据学家”[2]（P927）。那么，赵翼到底是否为考据史家呢？下面，我们拟从赵翼史学的渊源，以及赵翼治史与主流考据史家钱大昕、王鸣盛治史的比较出发以重估赵翼史学的定位。
    一、赵翼史学的渊源略说
    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给明末清初的学术界以极大的震撼。“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晚明学风，遂成为众多学者反思、批判的对象。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始倡实学、斥空谈，清初学风为之一变。其间，昆山顾炎武一方面推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亦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对有清一代学问的影响至巨。然而到了乾嘉时期，外在的政治高压与内在的学术理路交互作用，乾嘉考据学者诸如戴震、惠栋、王念孙、钱大昕、王鸣盛等崇尚“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1]（P5）。他们倚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将顾氏开创的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发展为纯粹考证的饾饤之学，经世致用的学问宗旨遂黯而不彰。王国维曾总结清代学术曰：“我朝三百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3]（P97）可见，钱大昕、王鸣盛等人虽为考据史学之正统，但已丧失顾氏学问的博大气象与恢弘宗旨。
    与钱大昕、王鸣盛等正统派考据史学家相比，赵翼的史学可以说更全面地继承了顾氏之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廿二史札记·小引》曰：“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然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赵翼史学之考据的内容，固然有许多错误，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归纳、比较的征实方法，以及关注治乱兴衰以经世的著述宗旨，确是对顾氏学问的全面继承。《廿二史札记·小引》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这一正言若反的话，道出了赵翼期许顾氏学问的消息。
    这就是说，赵翼之学与乾嘉考据学同出一源，既如此，他就不可能“飘然于乾嘉学风之外”[2]（P936）。不过，赵翼考史，确实迥异于乾嘉考据史学的主流，他突破了狭义考据，博涉二十四史，关注治乱兴衰，这与顾炎武贵创、博证、经世的治学宗旨[1]（P11～13）相遥接，对乾嘉考据学确然起到补弊纠偏的作用。但赵翼之学并非仅受顾氏的影响，其贫寒的家世，少年入京谋生的经历，汪由敦、李保泰等师友的切磋砥砺，以及与常州今文经学者的交往都对其治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比较视野下的赵翼史学
    今人一般认为钱大昕、王鸣盛是典型的主流考据史家，那么，下面我们就将赵翼《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相比较，藉以审视赵翼史学的特点。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最大的特点，是按照正史原有顺序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孤立分散的考证。从考证内容上说，《廿二史考异》重点有二。一是史文校勘，即对正史及注文中出现的衍文、脱文、讹误、省文、脱简、重文、史文失序等加以改定、增补、删除；二是关于舆地、职官、天文历算、避讳、年代、氏族史实的考证。如钱氏考证《后汉书》的319个条目中，史文校勘的条目有102个，约占总数的32%；关于舆地等内容的条目共214个，占总数的67.1%。钱大昕认为史家应“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4]（P869），这一主张在《廿二史考异》各卷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又如，《廿二史考异》之《晋书》部分共373条，其中属于史文校勘的有75条，占总数的20.1%；对舆地、职官、天文历算、避讳、年代、史实的考证和评论共有272条，占总数的72.9%；对《晋书》义例的评论有26条，占总数的7%。针对两晋时期地理建制的巨大变化，钱大昕对侨置州郡等内容甚为留意，考证舆地的条目多达110条，占条目总数的40.4%。东晋南渡后设置许多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这些郡县都以流民原居住地郡县名称命名。南朝刘宋时为避免与北方同名州郡混淆，在州郡名称前例加一“南”字，如南青州、南兖州、南徐州等。这本是刘宋时开始实行的政策，但唐修《晋书》时误以为侨置州郡自东晋即已实行，因此造成沿袭千年的错误。[4]（P431～432）钱氏以其精审的舆地之学彻底纠正了《晋书·地理志》的错误，得出“晋侨置州郡无‘南’字”的重要结论，此发千年之覆的精核考证至今为现代历史地理学者惊叹。
    与《廿二史考异》一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也是按照正史的原有顺序进行考证，但与钱氏稍异的是，王氏除了孤立分散的考证之外还注重阐发深刻的历史见解。《十七史商榷》对《后汉书》的考证，史文校勘共85条，占总条目的45.2%；而典章制度、年代、避讳、人物事迹、史实考评共78条，占总条目的41.5%。在这些考证的条目中，最为突出的内容是，王鸣盛往往择取历史上关系甚大而被人忽略的问题，钩稽贯穿分散的史料、史实而得出自己的洞见。如“台阁”制度是刘秀为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导致东汉后期宦官专政，对东汉以后的政治制度影响甚大。王氏根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对台阁制度的记载对其加以深入考证与综合分析，探讨了汉三公九卿与宫内尚书、中书的权力矛盾，认为西汉宣、元二帝以后，宦官逐渐掌握机要，弘恭、石显为皇帝所宠信，先后任中书令，权力超过公卿，而公卿萧望之反被宦官排挤杀害。三公与尚书、中书之间的关系是：“以三公与尚书对言，三公不及尚书；尚书与中书对言，尚书又不及中书。”[5]（P260）这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西汉以来上层政治权力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超越了对表面的历史事实的孤立考证，而向着洞察人事幽微、揭示历史演变的方向发展。
    而《十七史商榷》之《晋书》部分，共259条，史书义例评论共21条，占总数的8.1%，主要讨论《晋书》义例的得失；史文校勘共92条，占总数的35.5%，主要是对《晋书》的讹误、衍文、脱文给以改定、删除、增补。典章制度、舆地、年代、避讳、官制、人物事迹、史实考评共146条，占总数的56.4%，是《晋书》部分的主要内容。王鸣盛对东晋政治史诸多问题的研究尤有建树，每多新颖独特的观点。如《十七史商榷·晋书十》之“东晋国势不弱”条，曰：“东晋君弱臣强，势则然矣，而其立国之势却不为弱。刘琨、祖逖志在兴复，陶侃、温峤屡有诛翦。恒温之灭李势，谢安之破苻坚，刘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龄石之斩谯纵，皆奇功也。”[5]（P387）王氏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东晋的立国之势不弱，结合东晋之初的历史可知，其阐述确有洞见。
    与钱氏《廿二史考异》、王氏《十七史商榷》不同，赵氏《廿二史札记》一方面最为关注“史法”与“史事”，另一方面不作狭义考证，而是善于在考证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史法”主要分析二十四史的编撰得失，“史事”则集中探讨了历代的风俗、政事。如《廿二史札记》之《后汉书》部分，首先两条目探讨了“《后汉书》编次订正”和“《后汉书》间有疏漏处”；其次四条“汉帝多自作诏”、“光武信谶书”、“光武多免奴婢”、“东汉功臣多近儒”则是对东汉初年历史的总结和评价，基本概括了东汉初年的时代特征和政治大事；而“东汉四亲庙别祭”、“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外藩入继追尊本生”、“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五个条目则分别讨论了东汉皇位继承的特色。“东汉尚名节”、“党禁之起”、“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汉末诸臣劾治宦官”、“宦官亦有贤者”则全面探讨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和宦官专政产生的原因、发展经过及宦官、朝臣双方的斗争经过。其他如“累世经学”、“召用不论资格”、“擅去官者无禁”、“籍没财产代民租”多关于东汉的经学和吏治。[6]（P80～119）在有关《后汉书》的25个条目中，考论史事的内容达到90%，基本上包括了东汉时期的军国大事。而考察这些条目可知，它们皆非孤立考证，而是立足考证以阐发“风俗之递变、政事之屡更”及其内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