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直致力于准备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以下有时简称“喀什噶里辞书”或“辞书”)英译本的丹柯夫教授在《哈佛乌克兰研究》“普立察克祝寿专辑”上发表专文，完整译注了辞书中记录的三组涉及部族战争的突厥语民间诗歌。①第三组诗歌描述了唐古特人(指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与外族的战事，其中的一段诗句还具体揭示了与其发生冲突的外敌来自所谓的可敦墓之地。就整体学术水准而言，丹柯夫的译文不仅明显超越了更早翻译上述突厥语民歌的布洛克曼，而且所附注释也较此前业已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巴托尔德更加详细。②他倾向于将可敦墓比定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所在的原西夏黑水城一带，并把民歌反映的战事背景推定为西夏向甘州回鹘等政治势力发动的军事征伐。大概在1012年后，喀喇汗王朝一度和西夏均以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为敌，故此后突厥穆斯林才采用诗歌的形式赞颂与其存在共同利益的党项人的辉煌战绩。③稍后的西夏学家邓如萍在论文中基本接受丹柯夫的判断，重申党项人与可敦墓之地发生的战争描述的正是西夏为征服河西走廊而与甘州回鹘进行殊死较量的观点。④此外，最早从专业角度向国内学术界全面介绍喀什噶里著作的是张广达先生，他在论文后所附的原书地图中文复制版上于Qatun Sīni的位置标示出“可敦墓-可敦城”。⑤这一地图之后也被民族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完全采用(在卷首的版权页后)。
    2011年，大阪大学白玉冬博士在日本《史学杂志》上刊发长文《论十世纪的九姓鞑靼与丝路贸易》，系统深入地阐述了漠北的九姓鞑靼凭借其优越地理位置在当时穿越草原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对于《突厥语大词典》等史料中记载的可敦墓位置的分析与论证，则成为支撑其观点的重要基石，在文中占到近半数的章节。他的结论是可敦墓即辽朝在位于原回鹘可敦城旧址处建立的西北路招讨司治所镇州，而唐古特人与可敦墓方面的战事实际上反映了西夏与以镇州可敦城为中心的九姓鞑靼(阻卜)间的武力对抗。⑥显然，这一最新的研究结论明显不同于此前美国学者主张的可敦墓位于河西走廊北方的旧说。
    与上述观点均不相同，笔者在详细考察了以《突厥语大词典》为中心的相关记述后，认为所谓的可敦墓实际上是指传说中被认为系王昭君墓的青冢，它位于漠南，距离辽夏边界不远。这不仅与喀什噶里辞书所提供的地理方位及该地名的词源涵义充分契合，而且也与其附近以防御西夏为重心的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治所丰州的独特战略地位完全相称。再结合其他相关记述，可以复原出一条从喀喇汗王朝境内出发，相继途经沙州、丰州，再前往辽朝都城的横贯北方内陆地区的交通干线，以加深学界对辽代东西交通面貌的了解。
    一、从《突厥语大词典》相关记述及所附舆图考察可敦墓的地理方位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位于张掖河下游的西夏黑水(今额济纳河)一带的河西走廊正北方向并不存在所谓的可敦城。早先E.Bretschneider(薄乃德)和松井等注意到，宋初王延德行记中有两条记载，提到合罗川一带有唐代回鹘公主所居的城基，以及辽末耶律大石在抵达高昌回鹘之前经过黑水后在可敦城休整，故简单地按照同名同地的原则断定合罗川和黑水均即西夏的黑水，而相关的可敦城自然也就在该河附近。此说早已遭到有力驳斥。羽田亨和箭内亘相继撰文考证合罗川位于漠北，而耶律大石经行的黑水则在阴山一带，相应地可敦城则坐落于辽在漠北设置的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镇州，故不在原西夏黑水一带。⑦以后的研究又进一步坐实了这一点。⑧惜旧说的影响仍在，导致个别学者误信张掖河下游确曾有一座回鹘可汗为唐朝和亲公主修建的城邑。⑨至于本身并不熟悉汉文记载的丹柯夫，则是通过阅读米诺尔斯基在20世纪40年代对阿拉伯语史料《马卫集》所作的注释，始知河西走廊北方存在可敦城一说，而后者又是根据夏伦(G.Haloun)提示的相对陈旧的学术讯息。⑩
    现在再来分析将可敦墓考订为漠北可敦城(镇州)的观点能否成立。首先应予注意的是，“可敦墓”与“可敦城”虽然在得名上都与可敦这一头衔称谓有关，但在各自的语源涵义上无法等同。对于严谨的考证工作而言，这一疑点恰恰是不容回避的。白玉冬在论文中曾怀疑，这个在词典中被作者按照阿拉伯字母正字法转写成Qātūn Sīni(＜中古突厥语qatun )的突厥语专称的后半部分的词干Sīn-来自汉语“城”的音译。同样的推测早在米诺尔斯基的相关注释中即已提到，但也未作有力论证。这一推定准确与否，其实只要检读词典原文并联系相关词语出现的历史便不难做出评判。《突厥语大词典》已经收录了释义为“坟墓”的(转写作Sīn)一词，随后所附的例证即是“可敦墓，这是位于唐古特与秦之间的一座城市”。同一词条中还注出了它的本义：身材高度，并解释为因坟墓的长度需依人的身高而定，故该词可以移用于代指坟墓。(11)上述解释因带有民俗词源学的色彩而不宜作为学术上的证据直接征引，不过这也反映出在当时的突厥人看来，含义为“坟墓”的一词并非外来借词。过去突厥学界曾以为该词始见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书及黑汗王朝文献中。不过，随着反映唐代漠北回鹘汗国兴起之初历史的如尼文《铁尔浑碑》的发现与解读，人们在碑文南边部分的第5行文字中清晰地辨认出了该词，其意同样与坟墓有关。(12)看来该词早在8世纪时即已见于突厥语中，如果它的来源确与汉语“城”有关的话，那么按照当时突厥语所吸收的汉语借词的读音对应规则，“城”字原有的-音也应该在借入后继续保留，正如源于“将军/相公”的古突厥语称衔一词那样。(13)此外个别的借词如“龙”(luu)等因为借自汉语西北方音的缘故，则呈现出直接以元音收尾的形式。而“城”字在稍晚的藏语音译中也出现了这一现象，但同样不作径以-n结尾的情况。(14)因此从唐代对音实例来观察，将表示“坟墓”的突厥语词汇看作汉语“城”的借词的观点，远不能视作可以接受的定论。更何况“城”的含义也与“坟墓”一词迥异，很难解释突厥人为何将一个本义为“城市”的外来词改换成意思迥异的“坟墓”。
    那么一词的语源究竟如何呢?以前曾有学者断定它始于汉语的“寝”字，(15)不过这种观点同样因存在对音上的障碍而受到突厥学家克劳森的批评。(16)实际上对于坟墓这类常用词，一般来说若无充分证据是不应将其考虑为外来借词的。最近又有学者撰文重新考察了其词源。该文引用了保留于中古钦察语和晚近的各种突厥方言中表示“墓前所立的碑石、塑像”等义的sin/syn之类的具体用例，来论证其确为突厥语的固有词语。(17)这一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所谓Qatun “可敦墓”确系地道的突厥语地名，无法在词语涵义上与突厥语-汉语混用的“可敦城”一词相勘合。此外还可以设想，假若当时突厥人确欲表达出“可敦城”的含义，自宜选用Qatun 这样典型的突厥语命名形式，而完全不必迂回费力地借用“可敦墓”一词来达到目的。需要补充的是，在印度天文学家比鲁尼(Biruni)的舆地著作(al-Qānūn al-Mas’ūdī)(成书略晚于1030年)中，也记录了在当时的东方存在一个可以转写为：* Khātūn-的地名，其释义正是“一位贵妇人的坟墓”。(18)这则材料无疑证实了可敦墓的得名确源于当地尚存的妇人陵墓。因此，语言学和文献记载的证据均明确指向将可敦墓与可敦城区别对待的结论，而那种将二者相等同的看法是难于自解的。
    其次，喀什噶里辞书的正文及所配地图也提供了足以判明可敦墓大致方位的关键内证。上引词典的原文清晰地将它置于“唐古特与秦之间”，唐古特即当时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而根据词典前面的序言介绍，秦指的恰是契丹(Xitāy)，与其并列出现的还有被称作桃花石的马秦(Māsīn)。(19)显然这里的秦是指契丹建立的辽朝，而马秦则是其南邻的宋朝。(20)故就大体的地理范围而论，宜在辽夏边界附近寻访这个名作可敦墓的地方。而两国边界有交集的河套及其周边的漠南一带才应成为查找工作的首选对象。在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察，那就是随着11世纪初建立在原先回鹘旧城基础上的镇州等城邑的重新起用，辽朝通过进驻此地的西北路招讨司强化了对活动在漠北草原上阻卜各部的监控。(21)从这一点上考虑，“唐古特与秦之间”会不会在与西夏北部毗邻的今蒙古国南戈壁省东西向狭长草原地带中的某地呢?然而，当时的漠北仅在杭爱山以北才分布着像镇州这样称得上是城市的据点，该山以南的南戈壁省等地却不见此类定居性城镇，因此被喀什噶里称为可敦墓的城址显然不会坐落在这一大片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