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予指出的是，即使在假设可敦墓即镇州可敦城成立的前提下，白氏的以上考证也是不尽人意的。若按照《马卫集》的记录，从西向东的经行地点应依次为沙州-镇州可敦城-郁督军山-上京。可是验诸漠北地理，镇州一带尚在郁督军山(今杭爱山一带)的东北方，若按其拟定的路线走向，应该是先至郁督军山，然后才能到达可敦城，如此岂非和他拟定的《马卫集》中的有关地望发生矛盾?白氏不得不将此解释成原书作者弄反了郁督军山和镇州可敦城的实际经行顺序，并将整段行程的背景置于沙州归义军统治时期，强调其积极开展与漠北九姓鞑靼的外交活动与商业贸易，进而通过经行漠北的交通路线与辽朝方面取得联系，以开辟一条能够绕过党项领地的新路。在这种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分别存现于沙州与漠北的前提下，《马卫集》记载的有关路线才可能是从沙州出发，中间绕经漠北草原，最后以契丹都城作为终点。可是这种弥缝解说又会促生新的疑点。一般认为，西夏早在1036年即已占领沙州，即使考虑到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还可能在当地延续一段时间，其下限大致也在11世纪50年代初期。(54)而《马卫集》却成书于12世纪初期，虽然书中确实保留了更早时候辽朝致中亚国家的国书，但在常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交通路线的记载上，难道它反映的还是至少一个多世纪前相对滞后的信息吗?
    事实上，1065年以后，辽夏关系已渐趋改善并重新恢复册封关系，至辽朝灭亡前夕，两国间基本维持和平友好的往来格局。从西域各国出发的使臣商队自可顺利取道西夏境内进入辽国，抵达漠南直至上京一带，而西夏方面也可凭借其地理上的中介位置大力经营中转贸易以从中渔利。(55)因此当时东西方贸易路线的具体走向不能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制约，然而白氏的论文由于已经先入为主地将可敦墓的位置定于漠北，遂导致他只得将《马卫集》描述的从沙州通向契丹的路线局限在西夏势力进入河西和辽朝完全控制漠北之前的较早时期，也即其论文标题所揭示的10世纪。本文已论证白文关于可敦墓地望的比定无法成立，并将它的位置改定在丰州一带，从而为重新审视《马卫集》所载的交通路线及其时代背景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基础。
    根据可敦墓代指丰州的考察结论，并结合《马卫集》中从沙州经行两月即可到达此地的描述，可知这条路线必然要从西向东径直横穿夏国的大片领土方能符合记载，因两地直线距离约1300公里，大致相当于骑马两月的里程数，这也反映出当时经过西夏境内的丝绸之路对于辽和西域来说均保持通畅。故将其背景置于11世纪下半叶以降辽夏关系相对友好稳定的时期，比需要借助漠北道与辽进行联系的沙州归义军时代更为准确，也与《马卫集》的成书时间基本相符。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从丰州前往的路线行程应当如何理解?前面曾提到米氏注释中列举了郁督军山与武定军两说，对此白玉冬已从对音的角度质疑了后一种意见。的确，将勘同为武定军存在较多难以解释的疑点。首先，武定军只是节度使的名称而非地名，其对应的地名则是奉圣州。(56)其次，奉圣州位于从丰州出发东南折向辽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的路途中，与丰州至上京的行进路线南辕北辙。而如果说是南京的话，那么从位于治所在今河北涿鹿的奉圣州到南京不过百余公里，行程何须耗费一月时间?而且，作为辽国境内一普通上州的奉圣州在当时的丝绸之路上，似还不能算作一座具有重要交通地位从而能够受到外来客使密切关注的都市。故将视作郁督军山不失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看法。
    然而，位于漠北草原的郁督军之地并不夹在丰州与辽的都城之间，对于已经抵达丰州的客使来说，前往上京一带已有便捷的东西向交通路径可供选行，故完全不必绕道漠北迂回前进，因此对《马卫集》此处的记载势必又要加以修正。这一点也不难理解，诚如前人所言，此书作者“未尝东游，所记皆采自前人著作及时人口传，来源不一，故年代地望颇有混淆”。(57)若从相关地点所在的实际地理方位及行程距离加以考察，即易发现问题出在何处。按白氏论文的估算，仅从镇州可敦城至上京的直线距离即达1200公里，而从其南300-400公里处的郁督军山到上京的距离更远逾此数，绝非一月左右即可到达。相反若以丰州为基点，这一时间对于抵达上京附近来说则甚为宽裕，故可推断此处作者的记录必定有误。符合实际的情形应当是从可敦墓向北经行月余可达漠北郁督军之地，同时从可敦墓向东行进在一月内即可到达，而缺乏实际旅行经历的《马卫集》作者出于某种原因在记录这段行程时发生了地点方位间的舛乱，以致将丰州、郁督军之地、误解为一条全长两月行程的东西要道上三个里程碑似的节点。事实上，三地呈三角分布，根本就不处在同一方向上，而丰州恰在其中起着枢纽般的贯通作用，从该地既可北上漠北，也能东入上京。
    在提出对于这段路线行程走向的基本见解之后，下面试从辽代实际交通路线情况予以证明。首先应作澄清的是，郁督军作为地域名称和仅作为山名使用有着地理范围上的广狭之分。这一区别早在唐代的突厥如尼文碑铭中即有明晰反映，前者为 yir，后者则作 。大体上说，狭义的郁督军山是指今杭爱山东南部的众多山岭，漠北的几条大河即发源于其附近。相对而言，广义的郁督军之地所指代的地域则要广袤得多，至少还包括从山峰下发源的那些大河流域附近的优良牧场。可惜汉文文献习惯上对于两者不加区分，一般只是笼统地表述成郁督军山。其实这些记载中许多作为部族活动地的郁督军山，都应理解为广义的郁督军之地才合适，《周书·突厥传》中的“可汗恒处于都斤山”即为一例。(58)还有学者认为，郁督军之地甚至延伸到萨彦岭一带，虽然其中心是在鄂尔浑河河谷。(59)而在回鹘汗国840年西迁以后，郁督军之地作为迁徙到西域的回鹘大众心目中的圣地仍然长久地保持在其历史记忆中，几乎成了其故国旧地的代名词，范围上也渐渐和回鹘汗国当初赖以立国的漠北草原相混同。(60)虽然自10世纪以降，漠北的回鹘旧地逐渐已被鞑靼诸部占据，但一件写于10-11世纪的西州回鹘赞颂诗仍不无夸张地声称，当时的回鹘统治者曾“恩赐郁督军地方的人民”，其声威还促使漠北草原上的六姓鞑靼人纷纷脱离契丹统治而竞相前来归附。(61)事实上，回鹘方面久已丧失了对昔日故土的统治，更无力卷入与新崛起的辽朝争夺草原民族控制权的斗争中，故诗歌渲染表达的西州回鹘统治者所取得的赫赫威名是否属实尚难断言。不过回鹘人长久保持的对于旧地的强烈关注或导致了喀什噶里认为郁督军竟然是一个位于回鹘附近的地处鞑靼漠野的地名。(62)同样，《马卫集》中作为地名的郁督军也不能狭仄地局限在杭爱山一隅，而应看作是相当于回鹘旧地的现由鞑靼人占据的漠北草原。简言之，从丰州前往此地的道路实际上即是沟通西南面招讨司的漠南辖地与西北路招讨司监控的漠北草原的联系通道。那么其在辽代的历史如何呢?
    该道路在辽代的开通原本与契丹建国之初的军事征伐有关。10世纪20年代，耶律阿保机发动的西征漠北之役结束后，他特地指示耶律德光率军穿越沙碛南下，以降服位于河套与漠南间的党项部落。而当战事告一段落后，耶律德光又引军从漠南返归上京。这样这支南下辽军的行进路线正是先从作为回鹘故地的漠北来到包括丰州一带的漠南，继而又沿着东北方向班师返回上京。(63)整段行程恰好和《马卫集》所记的前述路线吻合。不过虽然遭到了德光的军事打击，原丰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却一直要晚到保宁、统和年间才作为耶律阿没里的私属战俘被强制迁徙到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一带，从而形成了辽朝境内的又一个丰州。(64)随着党项的大批迁出和当地局势趋于稳定，辽朝关于西南国土的经略也出现新的变化，终于在第二次重熙之役后，在丰州北枕的夹山倒塌岭新增设都监，以后又升级为节度使，以促进漠南与北方草原的交通联系，最后使得这条联系漠北与漠南、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取代了国初开辟的从上京经胪朐河流域至漠北的传统路线。最后，当辽的京城相继失陷于女真时，天祚帝和耶律大石都试图利用这条干线来联络仍然忠于契丹的北方草原部落，以图挽救时局。(65)唯两人的努力结果各不相同，相对于前者的彻底失败，后者成功地取得了草原部落的支持，转道北上并在镇州可敦城赢得了喘息之机，为以后的西征成功奠定了物力基础。这条道路因其行程的主干部分与唐代从河曲前往漠北回鹘牙帐的路线重合，故也被学者称为辽代的回鹘路。政治中心位于漠南的辽朝还通过对它的经营实现与漠北阻卜的商品交易。(66)另一方面，又如学者分析汉文文献所揭示的，当时西域商队选择的穿行西夏领土前往辽京城等地的所谓漠南道恰好也要经过丰州一带，(67)由此这里自然成为东西向的漠南道和南北向的回鹘路交汇的枢纽之地。以上结论适与前文对《马卫集》路线走向及其时代背景的考察结果完全契合，由此不仅解释了郁督军之地见于此处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而且也从东西交通的角度证实了将可敦墓置于丰州的观点经得起反复推敲与辩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