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辽史》卷41《地理志五》，第508页。
    (3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图幅10、51；另参见何天明：《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39)石見清裕：《单于都護府と土城子遺址》，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第412-419頁。
    (40)樊文礼：《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41)余靖：《武溪集》卷17《契丹官仪》，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572，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14册，第99页；另参见杨浣：《辽夏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2-163页。
    (42)R.Dankoff,“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p.162; R.Dankoff and J.kelly,trans.,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by Mahmud al-,vol.Ⅱ,p.315；也参见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第314-315页。
    (43)R.Dankoff and J.Kelly,trans.,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by Mahmud al-,vol.Ⅲ,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1985,p.133.
    (44)R.Dankoff,“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p.163; R.Dankoff and J.Kelly,trans.,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by Mahmud al-,vol.Ⅱ,p.316.
    (45)参见王天顺：《西夏战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165页；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1-126页。
    (46)《辽史》卷19《兴宗纪》，第231页。
    (47)关于元昊的用兵特点，可参见史金波、黄艾榕：《略论西夏前期的用兵特点》，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46页。
    (48)诗歌中径直以伯克、可汗称代西夏的君主，清晰地表现出改编者为照顾其本族听众的理解而将相关称衔所作的移换。西夏语中相当于皇帝的兀卒一词词源不明，但无疑不是源自阿尔泰语系的词汇，尝试性的研究参见G.Jacques,“The Tangut Imperial Titl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54,no.1,2010,pp.60-65.
    (49)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62页；M.C.McGrath,“Frustrated Empires:The Song-Tangut Xia War of 1038-44,” in Don J.Wyatt,ed.,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War,Border,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61-164.
    (50)Sharaf al- Marvazī,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18.
    (51)Sharaf al- Marvazī,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p.72-75.
    (52)白玉冬：《十世にぉ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ロ-ド貿易》，《史学雑志》第120巻10号，2011年，第14-18頁。
    (53)莫任南：《五代宋辽金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另参见冯家昇等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5年，第65-66页。
    (54)参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页。在比较了目前西夏学界和敦煌学界彼此迥异的观点之后，上述看法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意见。西夏学界多将夏国实际控制沙州的时间系于1036年，而敦煌学界则有学者将其延后到11世纪60年代，参见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43-350页。
    (55)参见杨浣：《辽夏关系史》，第150-156页。
    (56)参见张修桂等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0-201页。
    (57)周一良：《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06页。
    (58)参见山田信夫：《テュルクの聖地ウトュケン山-ˇトュケン山に関する覚書1--》，氏著：《北ァジァ遊牧民族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59-71頁。此外关于狭义的郁督军山的位置，舒伯特认为是指今杭爱山最高峰的otgon tenger及其附近地域，参见J.Schubert,“Zum Begriff und zur Lage des‘’,”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vol.35,1964,S.214-215.
    (59)Thomas T.Allsen,“Spiritual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 Eastern Steppe,” in Henri J.M.Classen and Jarich G.Oosten,eds.,l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Leiden:Brill,1996,pp.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