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较具代表性的是,回鹘语残片文献中明确将传说中显示出树生奇迹的卜古汗的发迹之地称为 yir(< yir),参见L.Ju.,“Ein Fragment Eines Frühmittelaherlichen Uigurischen Textes,” in R.E.Emmerick,et al.,eds.,Turfan,Khotan und Dunhuang: der Tagung“Annemaire v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chung,” Berlin:Akadimie Verlag,1996,S.356-357. (61)张铁山、茨默:《十姓回鹘王及其王国的一篇备忘录》,白玉冬译,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62)R.Dankoff and J.Kelly,trans.,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by Mahmud al-,vol.Ⅰ,p.159.这种地理观或促使喀什噶里在其地图上把郁督军之地代表的漠北草原置于比实际方位更靠西的位置,较为接近额尔齐斯河上游。 (63)长泽和俊:《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氏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8-331页。 (64)陈得芝:《关于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第22-23页;《辽史》卷79《耶律阿没里传》,第1274-1275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图幅7。 (65)长泽和俊:《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氏著:《丝绸之路史研究》,第343-346页。 (66)長沢和俊:《遼代回鶻路考》,早稲田大学東洋史研究会:《中国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336-339、348-350頁。 (67)长泽和俊:《西夏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氏著:《丝绸之路史研究》,第398-403页。唯作者认为辽朝的丰州(归化)与天德军分处两地的论断,现已为国内学界所不取,参见陈国灿:《大黑河诸水沿革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樊文礼:《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等等。 (68)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14-320页。 (69)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氏著:《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9-330页。相关的考古发掘报道,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70)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辛德勇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第443-462页。 (71)李万:《韩橁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 (72)周一良:《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411页。 (73)杨浣:《辽夏关系史》,第150页。 (74)Sharaf al- Marvazī,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p.18.上述内容中所记从塔里木盆地南缘前往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回鹘的行程必须绕道沙州的记述,尤其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因高昌回鹘与控制南疆的喀喇汗王朝势同水火的敌对关系必然造成直接交通非常困难,而新近入主沙州的西夏政权则同二者都维持正常的外交联系。因此西方的客使商团要想平安抵达高昌,采取改从沙州中转再迂回西上的旅行路线实属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应产物。 (75)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3、575页。 (7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30页。关于辽代大食(大石)与西域及中亚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诸政权的对应关系,参见黄时鉴:《辽与“大食”》,收入氏著:《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33页(原文发表于1992年);代田贵文:《『遼史』に見ぇる「大食(国)」につぃて》,《中央大学ァジァ史研究》第16号,1992年,(逆)第54-36頁。 (77)《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41页;贾敬颜:《中京与咸平的回纥城》,氏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0-81页。 (78)《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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