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丰州在辽代东西交通中地位的凸显，既渊源于这一带恰好位于传统意义的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又得益于10世纪后期夏州党项势力的突然崛起。以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而论，则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考古成果所揭示的：这条穿越广袤漠南之地、主要联接辽东与河西、甚至还可以继续向西延伸的北方丝绸之路在公元4-5世纪即已正式形成，在北魏定都平城和10-11世纪的辽代相继经历了两个较为繁荣的活跃时期，而丰州所处的今呼和浩特一带在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历久未变。呼和浩特市坝子村北魏古城遗址在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来自西方的萨珊波斯银币就是其要冲位置的早期证明。(68)而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及驸马墓和朝阳耿延毅辽墓中所出的西方玻璃器皿等珍贵外来物品等，则见证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在第二个时期的繁荣。(69)
    再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分析。10世纪后期夏州党项首领李继迁反宋自立后，时局的变化驱使辽、夏建立起共同钳制宋朝的政治联盟。以此为契机，李氏利用其占据的党项地界的优越地理位置，转而将原先由此地前往宋朝的河西及西域的朝贡使团吸引到辽国的地界。(70)这大致可视作东西走向的漠南道在辽代再臻繁荣的具体原因，而早先作为西南面招讨司治所的军事要地丰州遂凭借其在夏州与上京之间的有利位置，进而成为这条要道上的通衢重镇。虽然此后辽朝又在西夏北边开辟了一条避开党项的经由漠北前往河西及西域的平行通道，但据载，这段路程在开泰年间，“路歧万里，砂碛百程，地乏长河，野无丰草”，“邮亭杳绝”，曾担负出使任务的韩橁途中因身患急症一度丧失知觉，幸而“至夕乃甦”。(71)韩氏作为身负册封沙州曹氏重任的使臣，所受到的供给待遇和接应照料当远高于一般客商使团的标准，例如他在漠北时即得到了援兵百人的护送和食羊三百口的接济，得以摆脱“行囊告空”的困境。即使如此，穿越大漠之路的艰辛与危险仍可以从冢志的记载中详尽窥知，故选择经由此路的风险要远高于漠南道。可见，除了辽夏关系恶化及与西夏处于敌对关系的政治势力盘踞河西走廊的年份外，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必定会选择更加安全易行的漠南道，故辗转通过丰州一带最终抵达辽京的西方客使在有辽一代应在数量上居于主流。因此，前述那些出现在今赤峰和朝阳一带高规格的契丹贵族墓葬中源自西方伊斯兰世界的舶来品，颇有可能是通过以丰州为中继地的漠南路自西向东流入辽国腹地的。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代指丰州的可敦墓作为丝路上的重要地名，早在11世纪30年代初就出现在前述穆斯林学者比鲁尼的舆地著作中。
    然而，李德明时期(1004-1031)党项与河西回鹘之间的激烈争战以及李元昊时期的辽夏冲突无疑会阻碍到这一东西交通干线的正常通行。以前者为例，辽朝曾在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即已拟定致阿富汗吉兹尼算端的外交国书，然而辽使直到1027年才将它交予对方君主，使臣旅行的耽搁不顺或为国书递送迟滞的原因之一。(72)而元昊统治后期及谅祚时期的辽夏关系恶化，则直接导致辽朝与西域的官方贸易有过十年时间的中断。(73)不过从1065年以后直至辽亡前夕的半个多世纪中，随着辽夏关系的逐渐改善与西夏在整个河西走廊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最终恰如《马卫集》所描述的，这条以交通便捷见称的丝路要道进入其最繁忙的全盛时期，从而将丝路两端的辽朝和喀喇汗王朝紧密地联为一体。
    《马卫集》中记述沙州之前的丝路行程：“从喀什噶尔到叶尔羌的行程费时4天，再从叶尔羌到于阗的行程费时10天，继从于阗到克里雅的行程费时5天，然后从后者到沙州的行程耗时50天。”接下来就是从沙州开始分出通向契丹、北宋和高昌回鹘的三条不同岔道。(74)这样再把该段行程和前述从丰州前往上京的路线连接起来，就得到了一条从喀喇汗王朝(东支)政治中心喀什噶尔出发，最终抵达辽都的完整行程路线。整个行程综合前述《马卫集》的相关记录，大约共费时160天左右。即在正常的通行条件下，一个商队或使团在半年以内可完成全段单程旅行。这在古代以畜力为基本动力的交通条件下，应该说是非常理想的行进速度。交通的安全便捷自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东西方之间的政治联系与商贸往来，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喀喇汗王朝著名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完成于1070年)中先是热情赞颂“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后面又提醒当时的统治者“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75)而在整条旅程路线中，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沙州和漠南一带的丰州作为全程最重要的具有分道意义的中转枢纽，对于引导保障客商使臣的来往通行尤其关键，故《突厥语大词典》在解释(“坟墓”)时特选可敦墓作为相关词条的释例决非偶然，反映出后者在当时的西域已享有较高知名度。
    北方草原丝路的全面繁荣不仅表现在东西方商贸活动的活跃，还体现在大量西来客使在辽国境内定居。他们中间不仅有素以经商闻名的回鹘人，更有众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大食(大石)商人，以至后来记载宋金之际史事的《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雄《北记》所列举的1126年随金人一同南下攻宋的11个部族中就有大石家。(76)如此可观的大食人当然不会是在辽亡前夕的较短时间内才骤然迁徙入华的，其中多数人的父祖辈应当就已经在辽国境内安居归化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五京中政治地位最突出的上京和中京附近均先后形成了像回鹘营和回纥城这类明显与安置西来客商有关的聚落或城址。(77)
    在明确了丰州在当时东西交通要道上的地位及其历史意义后，还需要考量的问题是丰州的上述地位是否后来受到了辽金易代的影响。笔者注意到，《金史》明确记载了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原居西辽京城骨斯斡鲁朵的回纥移习览(Islam)三人前来金朝西南招讨司贸易的史实。(78)据此可知，虽然出于历史原因，金朝与契丹后裔建立的西辽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密切，但西域客商依然将丰州视为重要的贸易都市并继续前来此地从事商贸活动。这也反映出丰州所拥有的丝路重镇的地位其实并未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根本变化。不过由于金朝对于漠北的控制明显不及辽代，因此原先丰州沟通大漠南北的通道作用在这一时期并不显著。而在接下来的元代，丰州的枢纽作用再度得以彰显。具体而言，随着上都成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将其与漠北和林相联结的名为木怜站道的驿道路线成为当时穿越大漠南北的最主要通道。这条路线的出发点是上都(内蒙古正蓝旗)西南的李陵台，先沿大致与东西向的辽代漠南路相当的路线经过兴和路与大同路的北境抵达丰州，再从丰州西北的甸城谷出天山(大青山)向北深入岭北行省。(79)整个驿道行程是先经漠南道从东向西行至丰州，再沿过去的回鹘路进抵漠北，基本与辽代以丰州为枢纽的交通路线保持了一致。其中李陵台到丰州青冢附近的黑河这段行程还曾被元人写入杂剧之中，益见时人对该路线的熟知程度。(80)此外，当时还有一条从丰州西南数十公里的东胜(托克托)出发，经西夏故地至河西转入西域的东西干线。这一路线的开辟，表面上始于木华黎在1221年由丰州青冢经东胜渡黄河进入西夏故地包抄金国的一次军事行动，(81)实际上此次行军只是利用过去辽代连接西夏与丰州的漠南道的现成通道。加之蒙元时期漠北在全国的地位明显超过前朝，同时东西联系也较此前更趋繁忙，因此，丰州独享的南北道和东西道交汇的枢纽地位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所加强。可见，丰州的地位在金元时期仍有相当长的延续。从这一视角观察，丰州堪称是继中唐至宋初的灵州之后，北方丝绸之路沿途枢纽地位延续时间最长的内陆城市。(82)
    综上，相当于宋辽时期穆斯林史料中的可敦墓之地可确定为漠南的青冢，同时也可代指其附近的辽朝西南面招讨司治所丰州。《马卫集》的记载则进一步表明，丰州是其时沟通东西向的漠南路与南北向的回鹘路上的通衢重镇，它与沙州并列为当时联结喀喇汗王朝和辽朝的北方丝绸之路上两个最为关键的中转枢纽。而丰州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地位形成既得益于长时段历史变迁所积淀的背景因素，又与辽代的特定时代条件紧密相关。丰州的这一地位在随后的金元时期仍然得到较长时间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