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可敦墓是否有可能位于镇州等三城一带呢?虽然该地附近确有古突厥-回鹘时代留下的数量可观的考古遗迹，但它们是否有资格被称作可敦墓却大有疑问。因为其中那些能够直观地给人留下印象而成为墓地重要标志物的石人(Balbal)明显以男性居多，而女性石人常常是作为男性的配偶才出现。(22)更成问题的是，这些地点距离西夏的北方边境实在太远，根据最新调查，西夏的北方边防工事相当于位于南戈壁省境内被称作“成吉思汗边墙”的绵长城垣，其走向大体介于北纬41度和42度之间的范围内。(23)而这一地带与远在北纬47度52分的镇州可敦城的最短直线距离也在600公里以上，故很难设想后者符合《突厥语大词典》中所说的位于“唐古特与秦之间”的地理条件。(24)
    可敦墓与漠北草原尤其是杭爱山以北地区无关的另一项直接证据是喀什噶里书中所附的圆形地图。该图以喀喇汗王朝首都八剌沙衮为圆心，其坐标为东经75度20分，北纬42度44分。可敦墓恰好处于它的正东方，即两地基本位于同一纬度上，而该地的西方是畏兀儿，东南方向是马秦(宋)。虽然契丹(秦)与唐古特没有出现在原图上，但这主要是因为现存的地图已经不是喀什噶里当初所绘，而是后人于1266年在大马士革临摹转录的，因此原图中的诸多地名在这一过程中未能被忠实誊录在新图上，契丹(秦)即是其中之一。(25)同理我们还不妨推测，既然原图已经标示了可敦墓一地，那么重要性还远在其上的唐古特(西夏)似乎更没有理由被喀什噶里遗忘，尤其是考虑到作者绘制地图正是为了描绘出包括唐古特在内的所有“突厥”部族的基本分布情况。再看作者在相关序文中对于各部族的所在方位介绍：畏兀儿以东依次分别是唐古特、契丹、桃花石。据此不难推知在原图上，可敦墓的西侧和东侧应分别标出了唐古特和契丹(秦)，可惜它们均被晚期的临摹者所遗漏，这一后果容易让人误断可敦墓的地理位置是在畏兀儿与宋朝之间。
    再来观察漠北地区在该图的方位。喀什噶里明确标出了郁督军()的位置，这也是图中唯一清晰可辨的位于漠北腹地的地名，(26)而在其东北的镇州可敦城一带应该和它处于地图上同一区域上。喀什噶里图中几大不同的地理区域分别被用红线(山脉)与灰线(河流)隔开，以示醒目。该区域大致处在八剌沙衮东北45度的方位上，与可敦墓的地望差异之大，可谓一目了然，足证喀什噶里根本就不认为郁督军山以北地区和可敦墓之地是在同一地理单元内。故在漠北腹地去寻觅可敦墓的位置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后，以历史背景而言，要论定西夏一方与以镇州可敦城为中心的漠北九姓鞑靼发生像《突厥语大词典》所描述的那种激烈战事也欠缺说服力。白玉冬论文中所引用的显示双方对立的最为直接的史料，莫过于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的一条记事，“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27)然而要据此断言元昊曾遣使深入漠北以联络远在镇州附近游牧的阻卜共图反辽，却颇有疑问：因为这种舍近求远的举动，似乎有违历来将对外重心置于招揽边界部族的西夏的外交传统。当时确有附属于辽朝西北路招讨司的鞑靼部落参加了1049年兴宗亲征西夏之役，(28)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来自漠北可敦城一带。相反，据现存西夏帝陵汉字残石中反映西夏与北方草原关系的“北塞鞑靼”、“变俗用夏”、“贺兰马蹄峰”等内容来看，无论是战是和，那些与西夏关系紧密的鞑靼部落都应该主要活动在夏国近边地带。(29)
    综上，这种将可敦墓与镇州可敦城相联系的观点，同样暴露出与关键性证据相矛盾而难以成立的问题。既然“黑水说”与“漠北说”均被排除，那么调查可敦墓地望的正确途径就是遵循《突厥语大词典》的指引，在位于当时辽夏边境的河套及漠南一带寻找此地。正是基于这一思路，位于漠南的相传即王昭君陵墓的青冢成为最终解决问题的合理答案。在下一节中，我们就来缕析唯有“青冢说”才具有的各种证据上的优势。
    二、有关可敦墓即青冢说的证据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青冢与可敦墓在含义上的关联性。历史上王嫱生前的正式身份是匈奴单于的阏氏。虽然蒲立本曾假设可敦的词源正是来自阏氏，但这一推想之后遭到了来自语言学的质疑：阏氏一词似应与叶尼塞语中表示“妻子”的相关词汇有近亲关系。(30)与之相对，噶仙洞北魏石刻祝文中“先可寒”、“先可敦”称衔的出现，则加强了可敦一词率先被东胡系统的鲜卑等部族使用、随后才进入突厥语中的观点。(31)而随着匈奴语在汉晋以后的消逝，阏氏、单于之类的旧称在北方民族中也渐渐被可敦、可汗取代而遭到遗忘，尤其是到了《突厥语大词典》成书的11世纪前后，可能只有少数汉化较深的北族人士才有可能凭借汉语的渠道知晓阏氏这一古老的用词。至于那些造访或风闻过青冢的、以突厥语或契丹语为母语的普通大众，会自然地把昭君作为君主正妻的身份理解成其最为熟悉并习用的可敦一语，并进而把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昭君墓--青冢意译成含义更简明易懂的可敦墓。(32)故后者与青冢在涵义的相通性上实无滞碍。
    青冢在地理位置上无疑处于辽夏双方的边境地带，从位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的此地西去当时的两国边界约在150公里内，恰好契合《突厥语大词典》将可敦墓置于“唐古特与秦之间”的描述，与漠北可敦城相比明显要更合适。(33)此外，青冢所在地呼和浩特市的纬度是北纬40度50分，与八剌沙衮所处的北纬42度44分之间的误差数值也远小于漠北可敦城。故《突厥语大词典》所附舆图将可敦墓与八剌沙衮定在近乎同一纬度上的做法，可谓“虽不中亦不远”；再考虑到喀什噶里当时的工作条件及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已属难得。
    至为重要的是，巍然若山的青冢因为王昭君的传奇经历而演变为中古时期北方华夏边缘地带最负盛名的一处纪念性遗迹。即以唐诗为例，直接以咏青冢或昭君墓为题的作品即有多首，至于平常赋诗时引之入典的场合就更属常见，其间不乏传世佳作。(34)青冢的知名度可见一斑。辽代诗文创作虽不及前朝繁荣，但并未影响到青冢作为古迹胜地的赫赫名声。早在耶律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5)经略漠南代北地区时，就曾“勒石纪功于青塚南”。(35)在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的《耶律隆祜墓志》中，也有“因兹高树于德基，下欺青冢；从此长流于善水，小视黄河”。(36)志文以青冢与无人不知的黄河相对仗，益见辽人对它的熟悉程度。前文述及可敦墓之名按比鲁尼之说系“一位贵妇人的坟墓”，既然它的声名能够远播他乡而被异邦学者知晓，那么显然唯有青冢才足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