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墨洛温王朝时期的三部“当朝史书”之一，《法兰克人史纪》(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的史学地位有过一个曲折的沉浮历程。尽管曾长期受到冷遇，但如今它已成为墨洛温王朝史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之一。关于该书的史学价值，学术界通常关注的是其在法兰克史料链条中的承接角色，而对其写作意蕴的考察则显得不够充分。通过对其文本的梳理可以看出，《史纪》虽然对法兰克民族展开多维度的颂扬，但其根本写作目的应该在于，通过对法兰克历史的追溯，借助“传统”的力量，为现实中的法兰克社会政治格局寻求注解，并希望能够维持这一格局。不过，作者的这一理念终究是一厢情愿。
    关 键 词：《法兰克人史纪》/古典化史学/教会史学/圣经诠释学
    作者简介：陈文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作为法兰克墨洛温王朝(481-751)时期留给后世的三部“当朝史书”①之一，成书于727年前后的佚名作品《法兰克人史纪》(Libet Historiae Francorum，以下一般简称为《史纪》)既有其独特的史学价值，又存有诸多至今不得其解的悬疑之处，其史学地位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沉浮历程。②在其诞生之后的数百年中，此书一直广泛流传，其传播广度甚至远远超越墨洛温王朝时期留下的另外两大史书《法兰克人史》和《弗莱德加编年史》。③西方近代史学逐步走向成熟之后，《史纪》的地位曾一落千丈。19世纪80年代，德国史学家布鲁诺·克鲁什(Bruno Krusch)认为，该书所述史事多有舛误，“对其恰如其分的定位”就是应该把它叫作“不知什么人编的这么一本故事书”(fabulator anonymus)，他提醒人们在使用这本书的时候要“倍加小心”。④在遭受百年冷遇之后，20世纪80年代，经由美国学者理查德·杰博丁(Richard Gerberding)对其文本信度的重新诠释，此书在中世纪史学界再次引发广泛关注。⑤如今，不论人们对此书持有何种认知立场，它终究已经成为墨洛温王朝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甚至不可或缺的“三大史书”之一。⑥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围绕《史纪》的作者身份、成书地点、抄本分类、写作特点、地域倾向以及文本信度等问题，西方学术界已有颇为深入的探讨。⑦尽管悬而未决的问题依然远远多于已经解决的问题，但通过持续不懈的钩沉与释读，人们对于这一历史文献的认识毕竟在逐渐深化。不过，就多年来的研究取向而言，学者们对《史纪》的讨论大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精细化特征，相比之下，对这一文献的宏观审视则显得比较薄弱，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活跃于8世纪早期的这位佚名作者究竟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或者说，作者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样的意念？和中世纪西欧的其他许多史学著作不同，《史纪》并没有在行文中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交待。对于这样一个既基础又核心的问题，如果不能作出恰当的解读，对于该文献的理解与运用也就很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
    写作意图当然是要通过文本铺陈来实现的，因此，要想对《史纪》的写作意图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厘清此书可能包含的写作路径，然后逐层探寻相应路径下的文本表述及其内涵。在此基础上，再结合8世纪早期法兰克社会的基本走势进行分析，此书的写作要旨或许便可逐步明晰起来。总体而言，在中世纪西欧历史编纂学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写作路径有三个，即古典史学路径、基督教史学路径以及“圣经诠释学”路径。关于《史纪》作者在写作时的心路历程，人们似已无从窥知，但是，通过对该书文本的梳理和解析，人们还是可以发现，上述三种写作路径在该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或片段式的体现。⑧且不论这一文本结构是《史纪》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无心插柳的产物，通过这一路径多重但却浑然一体的文本叙事，作者终究将法兰克人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对法兰克人伟大历程与辉煌传统的颂扬似乎并不是《史纪》作者写作此书的终极意图。从该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触到，通过对“历史”的叙述，作者所处时代的法兰克社会政治现实被顺理成章地纳入到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之中。在“传统”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法兰克社会中，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就因此得以显露。
    一、古典史学架构下的民族优越论
    从外在形式上看，《史纪》是一部以世俗社会政治为叙事主体的、具有古典史学风格的简明“法兰克通史”。⑨该书从法兰克人起源起笔，一直写到提乌德里克四世(Theuderic Ⅳ，721-737年在位)继位初年。与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中那种唉声叹气、充满时代焦虑的悲观心绪不同，与《弗莱德加编年史》中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失望情形也不同，《史纪》是以一种相对比较恬淡的方式来叙述法兰克人由远及近的演进历程的。按照此书的描述，法兰克人从一开始就非同一般，后来虽然遇到各种问题，但似乎也没有变得多么糟糕。为这一贯穿始终的总体定位奠定基础的便是法兰克人的“特洛伊族源说”以及这一族源说之下的族群关系。
    在《史纪》成书的8世纪早期，“特洛伊族源说”早已不是什么新的政治文化构建元素。不论是古典晚期的罗马帝国，还是中世纪初期诸如哥特人或伦巴德人的“蛮族国家”，其族源都以各自的叙述传统而与特洛伊人联系在一起。至于高卢地区，远在法兰克人尚未踏足这片土地的公元前1世纪，可能就已有人将高卢人视为特洛伊难民的传人。⑩当然，从可考的文字材料来看，系统构建法兰克人与特洛伊人之间关系的最早文本出自7世纪中叶的《弗莱德加编年史》。按照这部编年史的说法，不论是拉丁罗马人，还是法兰克人，其最早的首领都是“从特洛伊逃出来的”，二者不仅“源于同一个家族”，而且“据说”还是“兄弟关系”。(11)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该编年史利用特洛伊传说，将法兰克人的历史置于辉煌的古典文明架构之中，同时竭力拉近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的距离。在这样一种叙事系统中，法兰克人的地位即使再高，充其量也只能与罗马人“平起平坐”。
    随着罗马文明的日益远去，法兰克人对它的敬畏之心逐渐消减。与此同时，法兰克人的自我意识则逐步增强。因此，在《史纪》中，特洛伊传说这一宏观背景虽然得以保留，但是，罗马人却再也没有成为法兰克人攀附的偶像，相反却成为饱受贬抑的一个陪衬，法兰克人的形象由此得以更上层楼。而且，在叙述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作者又将法兰克人的死敌阿兰人(Alans)(12)放置其中，并对之痛加羞辱，以此反衬法兰克人的辉煌、勇敢和优越。关于《史纪》对法兰克族群形象的提升，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述之。
    第一，将特洛伊落难者分作两个系统，以含蓄的语言对二者作出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在传统的希腊神话中，埃涅阿斯(Aeneas)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但并非特洛伊君主，他是特洛伊王室支系成员安喀塞斯(Anchises)与爱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所生之子。(13)在《史纪》中，作者并没有遵循传统意义上的特洛伊系谱，而是将埃涅阿斯视为特洛伊的“统治者”。按照《史纪》的描述，埃涅阿斯领导下的特洛伊人虽然“勇武顽强”，但却“桀骜不驯”，“在其周边地区，他们经常挑起冲突，而且会发动惊涛骇浪般的争斗”，迫使“希腊诸王最终奋起反抗”。由此可以看出，在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人并无正义可言，作为在特洛伊“行使统治权”之人，埃涅阿斯自然应是战争罪责的主要承担者，而这样的一个人恰恰就是“罗马人的始祖”。在逃往意大利之后，这位以“僭主”面目出现的埃涅阿斯依旧好战成性，“他想在那里招兵买马，以图卷土重来”。
    与罗马人不同，法兰克人的“始祖”则是“普里阿摩斯(Priam)和安忒诺耳(Antenor)”以及由他们率领的一些特洛伊士兵。虽然说普里阿摩斯和安忒诺耳也算是特洛伊人的高级首领，但他们并不是特洛伊战争的主导者，其中，安忒诺耳甚至还是这场战争中的主和派代表。而且，在逃离特洛伊城之后，法兰克人的这些“始祖”并没有显现出像罗马人“始祖”那样的好战性格，他们平静地在避居地“生活了许多年，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这个“伟大”民族就是“法兰克人”。(14)通过《史纪》的这一构建，法兰克人不仅摆脱了过去那种“罗马人的小兄弟”形象，而且从源头上建立起超越罗马人的道德优势。
    第二，将阿兰人和罗马人作为反衬，突出法兰克人的强大与独立。从历史上看，在古典晚期的高卢地区，久居其地或匆匆过境的族群有很多，但是，最初与法兰克人产生较多交集的主要是罗马高卢人以及阿兰人。而且，不论其最初的关系如何，罗马人和阿兰人最终都成为法兰克人的敌人。因此，在《史纪》中，作者设计了“新特洛伊人”(早期法兰克人)在东南欧力克阿兰人、摆脱罗马控制的传奇故事。首先是与阿兰人的角逐：“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在东方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失败后躲进一片沼泽地区。罗马皇帝允诺，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们能消灭这群“腐朽堕落”且“无用”的阿兰人，就可免纳十年贡赋。于是，“新特洛伊人”采取措施，将阿兰人赶出沼泽地，“然后挥舞刀剑把他们砍倒在地”。(15)正因为“这些特洛伊人冷酷无情、大胆勇敢”，罗马皇帝赋之以“法兰克人”(Franks)称谓。其次是与罗马人的斗争：十年免纳贡赋的期限过后，罗马皇帝试图让法兰克人“按照旧有惯例重新缴纳贡赋”。法兰克人认为，他们征服了罗马人所征服不了的阿兰人，仅凭此功，他们就应免纳贡赋，“永保自由之身”。他们杀掉罗马收税官，在与罗马军队鏖战之后，最终悲壮地史诗般地转移到了“莱茵河的最下游地区”。(16)
    从《史纪》一书对法兰克族源传说及法兰克人早期历史行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明虽然仍旧是其无法脱离也不愿脱离的叙事载体，但是，和此前的《弗莱德加编年史》相比，在《史纪》中，对罗马的心理依附已经不见踪迹，法兰克人的族群自信在原有基础上显然又有新的提升。在这里，法兰克人不仅有着比罗马人更富道义感的悠久历史，而且还一度成为罗马人的求助对象。如果和“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相比，法兰克人的形象则更为高大，他们不仅在道德品性上远远超越阿兰人，而且曾成功地将之彻底征服。在将罗马人与阿兰人这两个最为强劲的敌对族群逐入道德败类或手下败将的行列之后，法兰克人的优越性也就无需置疑。更为重要的是，从《史纪》的叙事脉线中可以看出，在随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法兰克人的这种族群优越性并未出现衰退，法兰克人依旧沿着既有的传统在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