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尽管对《史纪》的写作意图至此已大致廓清，但关于作者的写作心态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对于君主与贵族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作者虽然希望能够持续下去，但他对此是否有着足够的信心？尽管《史纪》一书中对此没有明确的文字表述，但从其中所述的一段轶事中，人们似乎还是可以隐隐约约地窥知作者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复杂心态：国王希尔德里克在避居图林根的时候，曾与图林根国王之妻私通。希尔德里克回到法兰克人的王国之后，图林根王后甩掉她的丈夫，也来到了他这里。希尔德里克问她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到他这里来。她回答说：“我知道你很优秀，人也长得很帅，而且，你既能干又聪明。因此，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你一起过日子。不过，假如我知道世上还有哪个人比你还优秀，那么，即便他远在海外，我也要去把他给找出来，然后嫁给他。”(62)
    可以看出，作为法兰克国家改朝换代前夜的正统主义“国史”著作，《史纪》一书的文本构思是颇费周章的。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的追溯，该书从教俗多个层面，将法兰克人描绘成一个勇敢、正义、虔诚且受到上帝眷顾的伟大民族。另一方面，在这一形塑过程中，作者自始至终又对墨洛温王朝治下的法兰克君臣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史纪》作者看来，正是这种君有君法、臣守臣规的君君臣臣体制成就了法兰克人及法兰克国家的伟大。既然如此，维持既有的君臣体制，不仅合乎一以贯之的法兰克传统，而且也是让法兰克国家继续伟大下去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剖析《史纪》一书的写作意蕴时，既要看到其“伟大”之形，也要看到其“维持”之实。当然，时势不以意愿为转移，不论《史纪》作者对形与实的处理有多么精巧，也不论他对“正统”王朝的延续怀有多么热切的期待，他的这部法兰克颂歌最终只能成为墨洛温王朝的一曲挽歌。
    注释：
    ①第一部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 de Tours,538-594)的《法兰克人史》(History of the Franks)：该书从“上帝创世”写起，止于591年。第二部是《弗莱德加编年史》(Chronicle of Fredegar)：该书共4卷，前3卷是对已有史书的摘录和增补；第4卷是作者的原创，其涵盖时段是584-642年。第三部即是本文所述的《法兰克人史纪》：该书从法兰克人的“特洛伊族源传说”写起，止于721年；全书共53章，其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是第43-53章，内容涉及642-721年间的法兰克史事。这三部史书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历史演进脉络。
    ②在历史上，这部作品的名称多种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有两种。在近代中前期，法国学者曾编纂多种历史文献集，如马卡尔·弗雷埃(Marquard Freher)的《法兰克人历史汇编》(Corpus Francicae Historiae,1613)以及雅克-保罗·米涅(Jacques-Paul Migne)的《拉丁教父文集》(Patrologia Latina,1862)等等，在这些文献集中，该书均被冠以《法兰克诸王本纪》(Gesta regum Francorum)之名。1888年，由布鲁诺·克鲁什(Bruno Krusch)编校的该书新版本印行于《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他认为，以《法兰克人史纪》(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为书名的“源抄本”在出现时间上应该更早一些。因此，他主张将该书定名为《法兰克人史纪》。详见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15,pp.Ⅶ-Ⅷ.
    ③在《史纪》拉丁文编校本的导言中，布鲁诺·克鲁什列出该书的50个抄本，这个数字几乎是《法兰克人史》和《弗莱德加编年史》各自存世抄本数的两倍。详见Bruno Krusch,ed.,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Hannoverae:Hahn,1888,pp.220-233.理查德·杰博丁还发现了《史纪》的另外4个中世纪抄本。详见R.A.Gerberding,A Critical Study of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h.D.Thesis,Oxford University,1982,pp.2-3,7-17.
    ④Bruno Krusch,ed.,Fredegarii et aliorum Chronica,p.218.
    ⑤1987年，杰博丁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加洛林家族的兴起与〈法兰克人史纪〉》(R.A.Gerberding,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New York:Clarendon Press,1987)。杰博丁坚信，此书的总体信度比过去所认为的要高。应当肯定的是，杰博丁在《史纪》文本信度方面所作的钩沉对于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一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毋庸讳言，其论证手段大都还是停留在“合理化推测”阶段，而且，《史纪》中存在的诸多显而易见的史实舛误也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在对《史纪》的史学价值进行评判时，一方面应该看到此书在史料信度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此书在其他层面上具有的特殊价值。例如，就存世文献而言，对于墨洛温王朝晚期数十年的历史(7世纪40年代-8世纪20年代)，作为当时文化人的记述，《史纪》具有唯一性。又如，对于所述史事，《史纪》持有颇为明显的墨洛温“正统主义”立场，其视角有别于后来的加洛林王朝史著，两相比照，对于墨洛温王朝历史的认知可以做到更为持平公允。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文化史角度来说，通过此书，人们可从一个侧面窥知墨洛温王朝晚期的法兰克社会政治生态。
    ⑥在近年来较为详细论及《法兰克人史纪》的学术论著较多，如E.Ewig,"Le mythe troyen et l' histoire des Francs," in M.Rouche,éd.,Clovis,Histoire et Mémoire,Paris:Presses de l' 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1997,Ⅰ,pp.817-847; R.McKitterick,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9-16; Magali Coumert,Origines des Peuples:Les Récits du Haut Moyen Age Occidental (550-850),Paris:Institut d'Etudes Augustiniennes,2007,pp.325-337; Philip Drler,"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A Model for a New Frankish Self-Confidence," Networks and Neighbours,no.1,2013,pp.23-43; 等等。
    ⑦详见Stéphane Lebecq,trad.,La Geste des rois des Francs,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pp.VII-XCII.
    ⑧就文本结构和具体内容而言，《史纪》是一部不拘程式的史学作品，它并没有系统遵循中世纪的任何一种常规写作范式，但各种常规范式在其中却又都有若隐若现的呈现。在探究《史纪》一书的写作路径时，着眼点只能是看它体现了哪些范式，而不是看那些范式在此书中是否有系统完整的展示。本文从《史纪》文本中析出各种写作程式的元素，其意并不在于表明《史纪》作者在写作之初或写作过程中就曾一定构建出一二三四如此这般的“写作套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各种写作程式在《史纪》一书中也就不会像目前这样水乳交融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确一点：作者的文本写作与后世的文本分析这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⑨单就“古典史学”而言，其突出的功用在于“道德教化”。同时，人们也可看到，中世纪的史学作品在价值取向上也同样侧重于“道德教化”。因此，当把二者置于同一个沿革链条中进行考察的时候，“道德教化”就已无法有效充当二者的区分标准。相比之下，古典史学的“世俗色彩”和中世纪史学的“宗教色彩”在总体上却可以起到界标的作用，而这也正是本文在相关概念使用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