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知的深化
    史料的处理从来都不是真实与虚假的简单的划分，而是人们认识历史的观念与方式之变迁的历史。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虽然叙事简洁，不奢谈理论，但在分析史料的搜集范围以及运用材料的优劣特点中，已体现了对于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入。
    以目录而言分为五个部分：一、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二、谈日记的史料价值；三、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四、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五、谈小说的史料价值；以及两篇附录。
    第一篇中关于私家记载的论述已经初步包含了后面的一些内容，如讲到了小说等的史料价值，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比较。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部分看作是这本书的总论部分，或者是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由于各篇是相继完成而出现的结果。但从后者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人们历史认知的转变与重视发生变化，使得后面的史料价值份量增大从而产生了专门论述的必要，因而我们会发现《史料五讲》论述的重点是私家记载。
    所以，《史料五讲》的目录顺序，可以说在性质上是从愈坚实的材料到愈“浮夸”、“虚假”的内容，如从第一篇的官府文书到最后一篇的小说，但就历史的认知方式以及史学的发展而言，却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洞见越来越复杂、深化的历程。从时间的顺序来看，自探讨从古代延续下来官府文书，到论及多涉及近现代内容的日记、信函、回忆录、小说等材料，则史料越到现今而辨析越加细化，历史认知的深化在其中参与的过程则越加显著。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把私家记载作为全书的主要部分展开论述，体现了史料的扩展和历史认知的深化。
    二、史料的运用与历史认知的深化过程
    对于史料的运用与历史认知的深化过程，我初步认为，是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史料的角度看是对官府文书的重视，以及史料本身考证的重视与运用，这在历史认知的方式上体现为对于历史认知的对象（既包括史书也涉及史事）的重视上。
    齐世荣先生在第一篇论文中就讲到了对于官书与私记的三种观点，因为私家记载在后面还会论述，这里集中讲的是齐先生对于官府文书的评价，列举了三种主要的观点。赞扬官府文书的学者认为其由官府支持，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的优点，但缺陷在于“时有篡改、伪造和粉饰，出入很大”。①而贬低官府文书的学者，也是从这些缺陷出发而赞扬私家记载的，但私家记载本身也是有一些的缺点的。齐先生在对比中提出了第三种官书、私记并重的观点并列举了一些人的观点与事例。这些优点与缺点多涉及对于史书、事件的讨论，多论及史料本身真实性的争议，例如列举了明清实录的不断的删改、正史中的回护与曲笔、私家记载的流于诬枉等。在第一篇中，齐先生实际上就提出了对于史料所应采取的态度就是官私并重。但本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私家记载，同时对于私家记载的选择，日记、信函、回忆录、小说的突出与辨析，也超出了传统史学的分类，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史通·杂述》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范围，可见《史料五讲》论述的是史料扩展后的新史料。新的史料的扩展，必然需要新的历史认知的发展，对其加以分析与利用，以促进史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从一个史学家的责任感出发，齐先生认为有必要从事这项工作，正像本书所论述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②
    其次，从史料的角度出发表现为对于新的史料来源的重视，像日记、信函、回忆录等，而这些史料本身往往具有优劣两重的性质，但多成为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角度来研究社会的心态、风俗以及经济状况等的重要来源，在历史认知的发展上表现为对历史认知方法与过程的重视，即历史认知对象本身的缺陷不能阻碍对于历史客观性的追寻，新的历史认识方法的产生，对于材料的综合运用超越了历史认知对象本身的缺陷。
    齐世荣先生在《史料五讲》中利用日记、信函、回忆录等充分地论证历史。而这些史料也带有许多的缺陷与不足，例如齐先生在谈到回忆录时就系统地列举了五条缺陷与不足，因而在利用的过程中，更加地注重对于历史方法与理论的应用，单纯的史料难以直接解决史学问题，必须结合对于历史的分析与方法的应用。如齐先生在讲到回忆录的时候，谈到了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对于投掷原子弹的一种看法，除去这种观点外，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综合分析，才可以了解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实目的。又如齐先生在分析书信时，提到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书信，劝其注意身体，淮军助战适宜，李鸿章回信说淮军疲惫，无助战之意，必定要结合其他史料综合分析，才能够益见“以上数函透露了湘、淮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内情，颇具史料价值”③，若单纯从书信本身出发则双方一团和气，全无争权夺利之心。因而这里结合时代背景作综合分析的历史认知的过程与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或者说史料本身的简单对错，在脱离了思考者的认知方式后变得苍白无力。再如齐先生在谈及书信的篇章中提到胡适对于傅斯年、冯友兰等人的看法，看似都是针对其人的某一作品，但是综合其他材料，加以心理学的思考方式就会得出其实是源自胡适本人自视甚高，学术故步自封的心态作祟，这里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综合分析，如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的编写困境，陈寅恪、傅斯年对冯友兰的评价，杨联陞、陈乐素对傅斯年的评论对比，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大大超出了史料本身所给予的信息。齐先生在对日记的分析中，也大量地运用了综合分析的方法，例如对于威廉的《柏林日记》的分析，涉及的问题不是战争胜负本身，而是法国假战与失败背后的厌战的心态问题。而不列颠之战的问题，涉及的也不是战果，而其统计背后的人为夸大的心态问题。而这些结论的发现与得出，抛开综合比较的历史认知方法也是难以得出的，或者说在历史认知的进步关心到这一点之前，这些材料也是易于被忽略的。这里面史料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没有新的研究方法与领域的开辟，某些史料的价值也是不能被充分地发掘出来。因而在提到日记时，齐先生就提到“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④，即是总结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