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这在西方和中国都是十分流行的观点。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马克思的“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以及中国史家的“闭关自守”，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注：还包括像孟德斯鸠、密尔等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个无历史的文明”（a civilization without a history），意思是指中国总是王朝兴替、周而复始，没有进步。）。然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 ）杂志主编罗威廉（William T.Rowe）（注：罗威廉的正式头衔是John and Diane Cooke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他同时也是美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的编委。）却是针对这种观点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1984年和1989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注：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两本大部头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罗威廉成为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上述第二本著作获得1989 -1990年度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Best Book on Non-North American Urban History），该书还引发了中国研究中关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激烈争论。与他同一阵营的还有Many B.Rankin（著作有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 -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和David Strand（著作有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等。）。在1993年于承德召开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以“最强的措辞”与《停滞的帝国》的作者、法兰西研究院院士阿兰·佩雷菲德（Alain Peyrefitte）进行了交锋（注：见罗威廉《驳“静止论”》，收入张芝联、成崇德等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氏对“停滞论”的驳斥和大量实证还反映在他为《剑桥中国史》第9 卷（清史卷）所撰写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变化”（Social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一章中。）。
    罗威廉的最新著作集十余年研究之心血，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从篇幅规模而论，均可称为巨著，可以说是他对“停滞论”的又一强有力的回应。
    这本著作共12章，外加导论和结论。这12章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4章。章节目录非常简捷， 每部分的总题和每章标题都以相应中文字为名，总题两字，章题仅一字，皆取自陈宏谋的著述。显然，著者采用中文题名并不仅仅是为了醒目，而是力图从中国语言的内在含义去解释中国的精英思想，即把其分析基点放在18世纪中国精英自己的话语之上（注：不过罗本人也并不打算回避用西方概念对其进行分析，因为他认为18世纪中国与西方已经相互对话并影响，因而一些共性已经可资比较。）。第一部分是“做人”（Being a Man），第1-4 章的标题分别为：“家”（Home）、“官”（Politics）、“天”（First Things）、“学”（Study）。“家”和“官”两章叙述了陈宏谋的家世、家庭、 为官生涯以及他的人缘关系。第3章分析他的哲学和世界观， 特别是对“天”、“天良”和“人情”等观念的阐释。第4 章的重点是他的学术思想和渊源。第二部分为“生财”（Creating Prosperity），第5-8章的标题分别为：“食”（Food）、“养”（Economics）、 “生”（Production）、“益”（Accumulation）。整个第二部分都集中在陈的经济观点上，第5章探索人口、粮食、物价、流通等方面的问题，第6章讨论民生、财产、商业、经济法规等领域，第7章分析农业、水利、农业技术、工矿方面，第8章集中发掘从国家到社区仓储的思想。 这些论述都证明了陈氏经济思维的完整性。第三部分为“经世”（Ordering the World）， 第9-12章分别为：“人”（People）、 “治”（Governance）、“公”（Community）、“化”（Civilization）。如果说第二部分着重在经济，那么这一部分则着重在政治方面，第9章主要考察人的各种关系，第10章研究官僚行政管理，第11章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第12章阐述陈宏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关于陈宏谋的研究成果不多，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罗威廉却敏锐地发现：如果力图找到一个“窗口”去观察1725年至1775年间（即雍正乾隆时期）的“盛世”，了解造成这种盛世局面的因素，特别是探索正统精英的思想状况，那么陈宏谋便是一个最好的对象（注：罗威廉认为陈宏谋是18世纪清帝国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在1733年到1963年的整整30年间，他历任不同区域的10余省的道台、巡抚、总督等官职，其任巡抚时间之长，据称整个清代无人可望其项背。）。但在罗威廉看来，陈宏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其任上骄人的政绩，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官员的典型意义， 以及他对“经世”之说的阐释。19世纪20年代魏源编撰《皇朝经世文编》，收入陈氏著述达53篇之多，仅次于顾炎武的著述。陈并非独创性的思想家，其从政生涯与其他同时代的干练才俊也并无迥然不同之处，但其精力和对其使命的理解却是首屈一指的。
    罗威廉的研究从解决若干围绕陈的悖论着手：其一，陈认为仁政和安定社会的基础是道德，强调文化的价值、妇道规范、社会准则，以及公共生活的和谐等等思想。这些以后都成为中国教育的圭臬。然而，为什么陈在其任内却力主削弱人们对这些伦理教化的参与？其二，对陈的研究必须注意到清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观察地方社会的自我管理功能。孔飞力和闵斗基都曾经强调清代及清以前的经济和文化精英在帝国政治和统治中的作用，如顾炎武、魏源以及冯桂芬都曾讨论过“封建”与“经世”的交互影响（注：这里应注意的是，“封建”一词是与中央集权相对应的地方权利，即由精英主导的地方自治（elite-led local autonomy），与今天所理解的“封建制度”的含义不同。）。然而同倡“经世”之说的陈宏谋却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国家控制，并把国家权力深入到地方社会。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与实践可以南辕北辙呢？其三，对于陈来说，无论性别、族类、文化背景以及经济地位如何，人都应享有个人的价值，然而为什么他又竭力强调个人应服从家庭、家族、社会以及国家呢？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严密分析陈本人的思想，而且必须了解其思想渊源和整个社会政治的大环境。这些悖论使这个研究更具挑战性，更显恢宏和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