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罗威廉并没有把新著写成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他只在头两章中按时间顺序叙述了陈的生涯（这两章也是有明确主题的），而其余各章都是专题研究。罗威廉在其前言中便明确指出，该书并不强调陈个人的发展，因为与其说该书研究的是陈宏谋，倒不如说是探索与陈在一个阵营里的整个“18世纪的正统精英”（第11页）（注：罗威廉所谓的“正统精英”（official elite，直译为“官方精英”），是指那些受过正统教育、而且关切治理国家（也可以说治理地方）的知识分子，而无论他们是否担任过官职。这个集团既包括陈宏谋这样的官僚，亦包括顾炎武那样拒官不做的学者，还包括曾短期任过下层官职但以诗闻世的袁枚，他们对治国之道都有见解。）。他指出，虽然这是一本篇幅宏大的书，但归根结底，实际上问的是一个基本问题：那些18世纪的清代官僚是怎样理解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更具体来讲，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注：这里的“世界”，英语是universe，即指他们所存在的空间，与汉语中的“世界”即英语中的world意思不同。）？ 他们怎样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的潜力和局限？而他们这些人在“拯救世界”的努力中的能力和局限是什么？他们所理想的世界到底是何图景？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政界和思想界。显然，这个课题是考察当时影响中国的整个正统精英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其意义远远超出对陈宏谋本身的研究。
    罗威廉把他的研究还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即把清中期正统精英的意识形态放到当时世界这个大环境中，特别是与早期近代的欧洲相比较。罗威廉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启蒙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他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如由于印刷技术发展而导致的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生活中男女角色变化所引发的争论，职业的复杂化，身份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快等等。虽然陈欢迎商品市场，但他像当时的欧洲人一样，力图把市场与个人和家庭关系领域区别开来。他力主在流动社会里建立一种大家共同维护的准则。从经济方面来观察，他与欧洲同道的相似则更为显著，如陈赞赏地方经济的货币化以及追逐利润的动机。罗威廉认为，陈将耕地所有权作为经济的基础同时又明确支持“市场原则”，从而使他非常接近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在政治领域，陈非常强调行政的标准化、沟通和提高效率，这正是早期近代欧洲也在逐渐形成的观念。集权的经济控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早期近代欧洲精英意识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罗威廉指出，这种发展并非欧洲的专利，虽然清中期的正统精英并没有把这些观念发展到欧洲那样的系统和圆满，但足以证明，清帝国相对欧洲而言并非是“停滞的”和“落后的”。罗威廉指出：18世纪的亚洲和西方交往日益增多，分别都在发展，“如果这两个世界在精英意识上毫无共同之处，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第456页）。
    罗威廉在80年代开始这个课题的研究，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见识的。其时西方史学界正经历着法国年鉴学派影响形成的“社会史革命”，在那种气氛下，一个崭露头角的“新社会史”专家去写杰出人物的传记可以说是一个异数。在他此前完成的关于汉口的两本宏篇巨制中，风云人物也并无位置。随后，西方史学界又经历了“新文化史”的扫荡，叙事手法和“微观史学”备受注目①。然而西方史学界的这些倾向并未能左右罗威廉的独立思考，他坚信，研究那些资料较为完善的人物可以对那些人物所处的环境有更真切的了解，这种研究对于人的考察是其前此采取的研究角度所难以企及的。实际上，罗威廉做出的这个选择在研究方法方面隐藏着更宏大的目标：即将其思考扩展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阙如的领域。因此，作为一个社会史学家去研究思想文化史，从而把研究课题引向更具意义的方面：跨越西方历史学界在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与社会史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鸿沟，通过这一研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即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起一个中间地带，这种中间地带很像年鉴派社会史学家所称的“心性史”（history of mentalité）或文化史所标榜的“意识史”（the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即通过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考察，去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因此，他的这个研究不仅是对当前史学倾向、而且也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一个挑战。
    这部著作刚刚出版，西方史学界的反应尚需一段时间，但可以预见，无论对其史学观或具体论点是赞同还是反对，对于罗氏建构自己论证的逻辑、思想的敏锐、观察问题的深度、发掘资料的广度以及实证研究的细致，西方史学界都会有较高的评价。毋庸置疑，这本著作是近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史的最新贡献。
    本书的出版将会引起人们对早期近代中国社会的更大兴趣和关注，也可能引发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状况的重新思考和讨论。我估计，人们争论较多的方面可能不会是对陈宏谋本人思想的讨论，而可能集中在：（1）陈是否能够代表18世纪中国的精英思想；（2）这种精英思想当时和以后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程度；（3 ）这种精英思想与同时代欧洲思想家的可比性以及相互联系。
    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讲，如果罗的主要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反思、对落后原因的文化探索、对自己思想文化“病灶”的批判等等，都需要重新认识。显然，中国历史学家很有必要回应罗氏的这本新著作，而且交锋也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