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人，其中利玛窦名列其中①。现今利玛窦对中国人来说，再也不是一位陌生的和有争议的反面人物。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给学术界带来宽松气氛的结果。
    1910年，意大利马哆拉达城就举办了一场利玛窦纪念大会。当时意国公使就此照会清朝外务部，邀请中国派遣有关人员与会，此可谓中国人接触利玛窦研究这一学术问题的肇始。这份文件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本国名士利玛窦曾在中华传教，所编汉文数卷，概为中国文人所深佩。该员于万历三十八年物故，现已届三百年之期，其所生处马哆拉达城之绅民提倡借此年期，大开盛会，以追念本地名哲。特请亚东之国熟习言语文学诸位于西历本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开纪念会，用表扬利玛窦之盛绩。请行知驻义使馆，派员前往入会，以表同情等由前来。除由本部电达驻扎贵国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外，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时在宣统二年七月，即公历1910年，正值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清政府对此亦相当重视，派人与会：“照复义巴使，义国名士利玛窦三百年纪念会已电驻义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由。”②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界便涉足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③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圣教杂志》、《上智编译馆馆刊》、《禹贡》等刊物上。中国学界所见到的首篇利玛窦传记，则是周一良先生翻译的日本学者中村元次郎撰写的《利玛窦传》④。此后，西文有关利玛窦的传记和相关著作相继问世。⑤1949年之后，大陆学者对明清耶稣会士的研究，除个别批判性的文章和著作外⑥，基本上沉寂了下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陆学界打破禁区，重启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研究。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这是中国官方报纸首次对耶稣会士作出的肯定，为今后学人研究利玛窦作了定性。其次是1980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对利玛窦墓的修复作了报导。在此后的30年里，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而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改革开放为中国学界研究利玛窦吹拂一股思想解放清风之时，西方学界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范式变换，即由以传教学和欧洲为中心论的范式，转变为以汉学，中文资料为中心的范式。美国学者孟德卫于1979年创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便是此种范式转变的标志。1982年出版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是第一部真正采用这个新范式的著作。”⑦此种学术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为我国学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学者前十年的研究，在西方学者看来，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但他们任何的研究成果，都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以中文资料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研究得出的成果。
    一、历史的钩沉--前十年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前十年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研究主要呈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初期围绕着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的评价而展开；二是对有关利玛窦个人传记资料的翻译、整理、爬梳、考证与甄别。
    1、对利玛窦的评价问题
    文革后第一篇研究利玛窦的学术论文当推冯天瑜先生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江汉论坛》，1979年4期)。该文首次把利玛窦与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加以区别，“纵观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多年的活动，我们并未发现他与西方殖民主义海盗直接勾结的证据，并未发现他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劣迹。利玛窦基本坚持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态度，这是明末耶稣会士能够与中国人师友相处，并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这篇文章与1980年所发表的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马雍的文章⑧一起从思想观念上为后来学人扫清了障碍，为初期利玛窦研究定下了基调。之后发表的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肯定的文章，论证的基本观点和依据均脱不出这两篇文章的窠臼。如笔者在《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不要把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与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相提并论”，“宗教来往和传播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我国古代文明遗产中，有许多就是随着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而介绍进来的。”⑨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学者，对此展开了辩论。⑩
    2、有关利玛窦西文原始资料中译的问题
    众所周知，Gallagher的英译文并非理想的利玛窦原著译本。然而中华书局1983年据此翻译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1)却成了前十年中国学者研究利玛窦唯一参考的第一手中文资料。由于两岸的隔阂状态，1986年台湾学者翻译出版的《利玛窦〈中国传教史〉》(12)直到90年代才被大陆学者广泛引用。除此之外，9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根据利玛窦西文原始资料撰写的有关利玛窦传记的专著，也是中国学者主要参考的中文资料。(13)
    谭世宝博士在《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译本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4期)一文中对利玛窦著述中译本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提出质疑，认为北京与台北译本都存在与史实不符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译者或没有核对意大利原文，或缺乏明朝基本的历史知识。这提醒我们：中国学者在对利玛窦等明清耶稣会士进行研究时，绝不能仅依靠中译资料，只要有条件都要核对原文。这要求中国学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和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学习和掌握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中的一、二门。
    3、对利玛窦中文资料的爬梳
    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利玛窦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摆脱了教会背景，不再囿于信仰，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传教的得与失，而是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去考察利玛窦在华活动，探讨其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影响的客观效果及其作用。因此，中国学者并不满足于西文文献所勾画的利玛窦形象，而是从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去寻找、发现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历史依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利玛窦的汉文资料有了新发现(14)。如徐朔方对汤显祖与利玛窦交游的发微，其依据便是汤显祖写的诗作；(15)王庆余的《利玛窦携物考》(《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则对西洋器物在华的扩展作了详细考证；美术工作者还发现了利玛窦留下的一幅绘书真迹《野墅平林图》。(16)
    二是以西文资料为基础，参照明代史籍，相互比较，相为发明，考其异同，订其疑伪，辨其正误。如笔者的《利玛窦在广东》、《利玛窦看到的明末社会经济》以及王卫平《〈利玛窦中国札记〉有关苏州经济的材料疏正》。(17)这些文章既为人们研究明季地方社会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同时也印证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可信度。
    中国学者还关注利玛窦交游人物的社会人际关系，理由是“第一，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群体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重要的，因而对这方面的考察可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运用。第二，从这种研究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的传播不是由孤立的某个人物来完成的，这些人物生活在其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它起着极大的作用。”(18)另外，对利玛窦在华各地活动情况的考察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特点，多有相关文章发表。(19)
    总之，前十年利玛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利玛窦在华活动史迹的确认上。多数论著停留于普及性的介绍和宣传上，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观点的新颖程度，都显得相当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