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性的探索--中十年时期(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已摆脱昔日评价上的仁智之争，开始进入学术上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入探讨阶段，一批有深度和广度的论文不断问世，一些年轻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在大学里，出现了以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选题的博士论文。这一时期，对利玛窦的研究，侧重于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比较，呈现出中国学界对利玛窦的研究由历史的钩沉向理性的探索的变化。
    1、利玛窦与明末儒学的比较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北京大学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此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之要害处，进行重点讨论阐发，揭示了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各自思想核心中的优长及差异，从而阐明他们彼此尊重、吸取、互释与融通的原因和机制，同时指出了各自出发点上的重大分别。(20)作者认为，为了在中国立稳阵脚，传教士们不得不与儒学进行和平对话，在理论上进行以耶释儒的附和、会通工作。但利玛窦对儒学的肯定和赞扬，只是作为对他执行附儒路线的敲门砖，对儒学中与基督教观念和思想不兼容的地方，则采取批判的态度。作者提出“在这种批判中表现出利玛窦神父对儒学的深刻隔膜，即，他没有意识到也无法理解到他所批判并试图取代的乃是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人生境界”。(21)朱幼文《析利玛窦对理学的批判及其影响》(22)持类似的观点。韩国汉城大学宋荣培教授在华发表的《利玛窦〈天主实义〉与儒学的融合和困境》则分析了利玛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所引发的难题。(23)
    2、《天主实义》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较多的学者对《天主实义》作专题研究，是此一阶段利玛窦研究的一大特点。而在这些研究中颇有新意的则是上文提到的宋荣培文。宋文把《天主实义》看成是东西方思想相互适应而成的杰作。作者认为要解读《天主实义》必须首先了解阿奎那哲学。利玛窦向中国文人讲述“司明”“司爱”之理，其目的在于表明，基督教所追求的道理不过是中国士人所追求的伦理理想“仁义”而已。如此，利玛窦使耶儒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利玛窦也成了东西方哲学思想对话的中介者。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解读《天主实义》是此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研究视野，何俊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他认为，要实现一种文化传统中的经典价值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获得认可，在方法上势必要做到两点：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引以作为基础的经典，用于向其他民族论证自己的文化具有合理性；最好通过对其他文化引以作为基础的经典进行再解释，使之趋同于自己的文化。利玛窦向中国人论证天主存在的方法，并没有照搬阿奎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证，而是“使天主教的天主通过引证于儒家典籍，而在晚明社会中获得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足以为那些皈依天主教、或者利用天主教的人消除心理的与现实的障碍。”(24)
    3、利玛窦与天主教人性、道德之说
    耶儒之间结合的最佳点莫过于道德领域中的善恶问题，基督教中有足够的人文主义可与儒学人文主义展开深入的对话。而这种对话的始作俑者又当推利玛窦。孙尚扬在这方面作了颇有意义的探讨。(25)作者基于利玛窦的著述、演讲，分析了利玛窦在人性与道德问题上，与儒学所进行的种种调和阐述。孙文认为，利玛窦把善界定为可爱可欲，这与孟子所谓的“可欲谓之善”颇为相似。利玛窦倡导性善论，并以阿奎那所说的人的类本质为人性，而儒学很早就曾将人的本质与人性作出区分。熟悉儒学的利玛窦不会对此一无所知，他提出性善论是出于策略上附儒，以与儒学调和的需要。
    在讨论道德问题时，利玛窦试图坚持正统的神学理论，但为了适应士大夫的认识结构和道德意识，利玛窦又不得不附会宋明理学，或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与理学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如以兽心与人心来对应朱熹道德哲学中存在着的理欲对立。此种附会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孙文认为，这种对基督教的背离和对理学的曲解，使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调和不但带有全面性、复杂性，同时也带来了混乱。究其原因在于利玛窦的调和常动摇于妥协与不妥协之间。
    4、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
    “合儒斥佛”是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的基调。相比耶儒关系的研究，学界对佛耶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孙尚扬《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26)一文对此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利玛窦从天主教的立场出发，对佛教的一些核心教义，如空观、轮回说以及佛教的宗教行为等作了批判，但此种批判曲解和独断性的成分居多。利玛窦辟佛给其传教活动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为一些士大夫反思和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和宗教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他们能较易地克服改宗的心理障碍，最终弃佛归耶；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佞佛士大夫和名僧们的反击，人为地增加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障碍。作者认为如果耶稣会士能与佛教展开建设性的对话，甚至在对话中自我反思，那么，他们不仅会在中国“并行不悖”，还会从对方的传教史中吸取扎根于异域他乡的经验。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郑安德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的护教辩论》，该文系统考察了明清之际天佛关系，就天佛辩论的主题、策略以及目的作了深入探讨。
    5、利玛窦与中国民间信仰
    利玛窦在华传教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社会中的民间信仰，这是以往研究中被人疏忽、或述之不详、或言之偏颇的问题。到了90年代，随着利玛窦研究的深入，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赵世瑜先生《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写在英使首次访华200年周年之际》(27)一文对此作了富有挑战性的回答。作者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利玛窦们的失误”。他认为，明末入华传教士猛烈攻击“偶像崇拜”，似乎得到了许多主张经世和儒学复古的士大夫的支持。这使利玛窦感到，在对付佛道二教之时，儒学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但利玛窦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使是痛诋佛道的学者，也免不了敬神拜鬼。民间信仰及以此为主体的民间文化，已融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日常习俗，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而利玛窦却乐观地认为中国人的“偶像崇拜”无关紧要，下层民众更易接纳天主教，这显然是对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误解，以致他们向普通老百姓传教时，对民间信仰采取了漠视、甚至是傲慢的态度。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耶稣会士归依中国教徒成功与否的思考。究竟是基督教改造了中国百姓和中国民间文化，还是中国百姓的实用主义精神使基督教完全变了样？传教士在根除偶像崇拜的同时，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啼笑皆非地扮演和塑成了他们自己所一再反对的“送子娘娘”、“驱蝗神”等偶像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