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利玛窦与“西器东传”研究
    李之藻曾对天学作了“理”、“器”之二分，以上诸种研究大体上可归为天学之“理”的范畴。其实“天学”之“器”更受讲求实用主义国人的青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新世纪以来，“西器东传”研究依然热络，(58)其中对利玛窦历算、舆地之学的研究颇具心得。
    杨泽忠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西方画法几何在中国的传播》(上海交通大学，2005年)致力研究利玛窦所输入的历算之学。作者重点考察了《几何原本》入华历程，认为利玛窦中断翻译“完全是意外事件造成的。若不是徐父(徐光启之父病故)，也许他们还能继续下去”。(59)除此之外，作者还考察了利玛窦所输入的非欧氏几何。(60)总的来看，杨文既有史学方面的素养又有数学功底，其结论自然令人信服，这提醒着我们在探讨“西器东传”问题时，只有把史学与相关专业相结合才能有所斩获。
    中国人对利玛窦所传入的舆地新知一向兴趣盎然，学界也多有涉猎。(61)令人欣喜的是黄时鉴、龚缨宴两先生领衔编著，完成了一力作《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此书“资料之详实，论述之精到，堪称国内外一流水准”。(62)此书收寻广泛、视野广阔，以世界整体史观考察利氏地图的来源、传播以及影响，把科技传播史纳入思想史领域，研究文本与文献文本并存、图文并茂，大大增加了学术性、可读性、收藏性。
    庞乃明则考察了明清之人的欧洲观，(63)他认为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受利氏影响颇大，利氏所传播的宇地新知，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之士消除了华夷之防，而主张向西方学习。当然，这还不足以扭转当时的主流思潮。清人虽对欧洲的认识更进一步，但却主张西学中源说，这表明清人欧洲观仍存在严重缺陷。
    相比而言，由于语言文字的隔膜及史料的匮乏，中国学界对中学西渐的研究则显得单薄许多。进入新世纪以来，此种状态有些许改观。利玛窦被视为欧洲汉学的开创者，故中国学者研究欧洲汉学史时，均会突出利玛窦的地位和贡献，如张国刚、吴莉苇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研究》等。在这其中，学者又多关注儒学的西渐及其对欧洲影响。(64)
    7、利玛窦交游与区域史研究
    中国学者较早便注意到传教士与中国人士交游的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继承此一传统，(65)并与方兴未艾的区域史研究相结合。
    利玛窦曾在岭南、江右、两京等地驻足留居，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下，利玛窦交际行为和传教方式有何不同确实值得探讨。康志杰的《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指出“利玛窦是欧洲传教士中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优秀代表，他注意了解中国的地域文化，注意实地调查的工作作风”，并认为“长江中下游城市独特的人文气氛，为利玛窦在此期间开展一系列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了契机”。(66)肖郎的《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基于利氏与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史实，认为“利玛窦在南昌事实上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转折点之一”。(67)可见，文教昌盛、物质富庶的江南地区对于利玛窦学术传教路线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余三乐则多关注北京地区所遗留下来的教堂、墓地等遗址，其力图表达的观点即为“17-18世纪的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68)
    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探讨明清天主教史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如张先清博士对福安地区天主教的研究。
    8、术语汉译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汉译天学文献虽多有关注，但鲜有对术语汉译问题作深入探讨。其实文字本身便承载着中西文化的内容，反映出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69)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从文字对译开始的。
    Deus汉译问题。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乃源于“译名之争”。冯天瑜的《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争论》总结耶稣会士翻译方法为“意译、音译并举，意译为主”，并认为天主、上帝等术语便是意译的例证。但此种意译却引发了龙华民等传教士的反对，导致嘉定会议上译名问题的争论。(70)戚印平的《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侧重分析日本因素在中国译名之争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71)雍正江的《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则主要从中国社会的天崇拜传统考察“天主”名称之由来。(72)玛利亚汉译称谓问题乃由Deus汉译所衍生，代国庆对玛利亚诸种汉译称谓，逐一作探讨，考其渊流，述其内涵。
    科技汉译词汇。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创译的科技词汇并没有引发太多的争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何”、“地球”等词汇均由利玛窦等人所译。对于这些科技词汇的翻译过程及其文化意义，冯天瑜先生多有撰文阐释。(73)
    总的来说，天主教汉译词汇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意义不在佛教“格义”之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再来探讨天主教圣经汉译问题，这对深入了解明清汉语神学大有裨益。
    9、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传教方式差异的研究
    利玛窦确立的“适应”传教策略虽基本上被在华耶稣会所继承，但由于神学观点、民族立场的差异，加之在华区域环境、人际交往的不同，其具体的传教方式也有所变更。
    林中泽的《利玛窦与庞迪我关系辨析》一文认为影响利庞关系更潜在的原因是二人思想观念上的本质差异，利氏具有浓烈人文主义背景的工作方式与庞氏的传统中世纪传教模式格格不入。(74)在《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一书中，林先生进一步指出，利氏的性伦理思想比较宽容，其适应策略富有灵活性；庞氏则显得保守、呆板。利庞分歧的延伸和扩大，也就是后来中西礼仪之争的一方面内容。
    吴莉苇在《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一文中，认为艾儒略对利玛窦传教方式做了某些调整，诸如从“上层路线”转为“基层路线”、注重教理讲授，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方式上，两者也有明显的差异，包括天主的性质、敬事天主、性善性恶说、灵魂的性质、是否传扬神迹等。作者认为艾儒略的天主教本位主义较利玛窦更为突出。(75)
    10、有关利玛窦日常生活的相关研究
    利玛窦个人的生活，诸如在华期间生活来源、费用支出、饮食衣着、语言学习、访亲待友、信息传递、书籍刊刻、宗教崇拜等问题也成为学者热衷的话题，对此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利玛窦其人，而且对于认识明季社会以及当时的中西交流也有裨益。
    利玛窦宣扬的天主教虽属精神领域，但也要有足够的物质支持，而学界对此鲜有深入研究。其实明季之人已对传教士的生活来源充满好奇，以致多有认为他们精通黄白之术。对此进行考察的是汤开建先生，在《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之来源》一文中，作者详列了传教士经费来源的四条渠道：教会宗主国及教廷的资助；澳门各界及国内教友的支持；中国政府的赏赐与传教士的俸禄；借贷收租，参与经贸活动。(76)对于传教经费支出、分配问题，章文钦先生以吴渔山嘉定传教期间的账簿为依据，具体考察了当时教会经济活动，并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多有阐发。(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