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利玛窦与东方传教运动中的民族问题
    东方传教运动中的民族问题，这个在利玛窦研究进程中鲜为人知的史实，是在一部庞迪我研究的专著中提出来的，即张铠的《庞迪我与中国》(28)。引发张铠关注此一问题的是，利玛窦于1606年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一封信，在其中，利氏直言不讳地批评庞迪我“表现不佳”“无德”“又欠明智”。这确实令人感到意外，但它毕竟白纸黑字写在利玛窦的书信集中。正是这个疑惑，又把人们带回到学界早已平静下来的耶稣会士是否为殖民主义先锋队的问题上来。张书从东方急剧变化的国际大背景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利庞之间的矛盾并不单纯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而主要是东方国际形势和民族矛盾的反映。
    张书研究成果提醒我们，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的世界大舞台。而作者以详实的资料说明耶稣会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关系，是以往同类仁智之争中最令人信服的论述。
    7、利玛窦传教策略与方式的研究
    对利玛窦传教策略与方式的探讨似乎是利玛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多引发学者的关注，(29)其中郭熹微的《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观点新颖，给人以启迪。(30)作者提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是比较合乎实际又不违背基督教仁爱精神，它并非其别出心裁的独创，而是与其所处的文化氛围及耶稣会创建的历史背景相关，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精神影响的产物。利玛窦之所以会在中华文明中探寻所蕴藏着的基督教火花，力图去发现它们之间的“重叠处”，并依此作为传教的出发点，不过是因为“人类基本的、普遍的精神上的需要。”而利玛窦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足以使一切真正的人的文化和谐地鸣响”。康志杰《利玛窦论》认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实行的是“调和宗教信仰”与“学术辅传教”的双轨方略，所谓的“灵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变通；所谓的“调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宽容。
    21世纪甫来，一部研究利玛窦适应策略的力作，即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也随之问世。正如专家评说，“研究明代西方传教士活动的著作很多，或就事论事，或简单地加以“进步”、“反动”的断语，像本书这样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此进行探讨的著作，实不多见。”(31)该书认为耶稣会士中国传教路线，经过沙勿略的初步酝酿，范礼安的具体谋划，罗明坚的最早实践，直到利玛窦集其大成，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的传承下来并基本形成。作者认为，1609年2月15日利玛窦致耶稣会远东副省会长巴范济的一封长信，是对其毕生追求和完善的传教策略的总结，也是自沙勿略以来适应性传教路线形成的标志，更“为耶稣会传教区确定了一直保持了两个多世纪的基本方向、一种传教政策、一种很高的科学水平、一种灵活的适应中国习俗的作法”(32)奠定了理论基础。此书的出版既为上一世纪学界研究利玛窦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同时也为本世纪进一步深入研究开了个好头。
    三、纵深横拓--新世纪头十年(2001-2010年)
    粗略统计，从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含编、译著)有30余种；发表的论文达350余篇，其中硕博论文占有一定比例，且区域分布相对平衡，这不仅表明利玛窦研究受到普遍重视，而且还预示着相关研究后继有人。
    概括地讲，近十年来利玛窦研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利玛窦在华活动的方方面面均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在考证辨析利玛窦在华活动的同时，利玛窦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社会史、区域史、专门史的研究范畴。这也就形成了另一研究特点，即跨学科、多角度地审视利玛窦，并多有借用社会学、诠释学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先期研究成果也获官方认可与接纳，并成为社会共识。中央电视台、故宫博物院联合录制的纪录片《故宫》(2005年发行)对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宗教使命直言不讳，对其所输入的西洋器物、科技也持肯定态度。纪录片还揭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西方科技和器物更多的是被当成宫廷玩物，西洋钟表的表针并没有使清王朝与西方前进的节奏对接。这反映出国人试图通过中西交往的历史，冷静地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应对多元文明的共存共荣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利玛窦所开启的近世中西交往模式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是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利玛窦研究持续升温，成为中西学者共同致力的课题，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择其要者述于其下：
    1、利玛窦中文文献的整理与汇编
    经过20余年的努力和沉淀，编撰一部利玛窦中文文献集显得必要而且可行。郑安德汇编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周駬方校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王美秀、任延黎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东传福音》均收录有数量不等的利玛窦中文文献。(33)“辑集较完整，版本较可信，校勘较审慎，标点较准确”(34)当属朱维铮先生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此书共收录利玛窦中文文献17种，15种全文收录，2种存目。(35)除此之外，编者还收集了相关的序跋题词，并对文献逐一作简介。总的来看，此书收集之广、点校之精，表明了中国学者对利玛窦中文文献的掌握已达到一较高水准。
    编者明言“实非利玛窦本人所撰或直接口译的论著均不予入辑”，这体现了编者谨慎的治学态度。如《辩学遗牍》一文，长期以来虽归在利玛窦名下，但早在明末清初便有人指出是篇并非全为利玛窦所撰。对此，周駬方先生已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36)另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一用拉丁文、中文抄写的文本，后被标记为利玛窦所写的天主教义。张西平先生考证后认为此实为佛经，乃是耶稣会士初入中国大陆探究佛理，学习汉文的读本。另外，通过勘比拉丁文笔迹，张西平认为作者是麦安东。(37)海外图书馆也藏有署名利玛窦的中文文献，如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的《圣经约录》、梵蒂冈图书馆的《天主教要》等。这些文本是否为利玛窦所写还有待考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所收藏的《斋旨》一文确为利氏所作，并录入《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1996年影印出版，辅仁大学)。不知朱先生何故没有辑入此文。此种现象或许提醒我们，明清天主教汉文文献的挖掘仅立足于国内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台湾、罗马、巴黎等地也收藏有丰富的资料。当然，绝大部分利玛窦中文存世文献基本上均已被发现，史料文献上的突破已变得极其可微。这就要求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现有文献的深挖上。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以利玛窦某一部文献作为学位论文和专研的课题。(38)近十年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古老的历史学科也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上的电子资源也值得注意。(39)
    2、利玛窦与耶儒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有关利玛窦耶儒关系的探讨引人注目的有两种研究路向。一是对王学与利玛窦在华活动内在关联的揭示。朱维铮先生力图从明末学术流变来破解“利玛窦成功之谜”，他敏锐地观察到利玛窦北上的历程“恰好踩着前一百年王学由前驱到教主自南至北拓殖的路线”，并在关键时刻“得到王门有关人士的同情和奥援。”(40)在《晚明王学与利玛窦入华》一文中，朱先生阐释了利玛窦赢得王门士人好感的原因。(41)此种观点可谓真知灼见，摆脱了对利玛窦耶儒关系的泛泛而谈。朱先生意识到晚明经学与西学“二者发生遭遇以后激起的一连串学术畸变”实为促使中国“走出中世纪”不可忽视之因素。在《经学与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李天纲对此做了进一步研究，他探讨了天主教对明清汉学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经学和神学作为经典诠释学，本来就会发展出相似的经解方法；更不用说神学家和经学家们坐在一起，切磋交流，借用术语，吐露心得，相互之间会激发出何等的共同见解，感受到‘心同理同’的共鸣。”(42)以上两位学者虽提出了问题，却很难单从史学实证的角度梳理清晰经学与神学之互动。李天纲的分析已经沾染上浓厚的诠释学方法，这或许意味着对历史文本作哲学思想史的探讨，或许更有所获。这也就出现了另一种非历史学的研究路向--诠释学的文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