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中后期，世宗隐身西内，不视朝，不参加经筵日讲，不出席祭祀典礼，一心玄修，与朝臣处于长期隔绝状态。如此政治的焦点便集中于内阁，内阁首辅成为炙手可热的关键人物，这就为其媚内而独控外廷提供了契机。
    所谓“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5]836。严嵩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当时已经63岁，但“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4]7915，更加得到世宗的信任。他任内阁辅臣20年，居首揆之位15年，诚心赞玄修，精制青词不遗余力，受到世宗的格外宠信，“大臣希得谒见，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4]7917。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为阁臣，严嵩“决庶政于直庐，璧、赞一无所关”。至张治、李本入阁，也只是“日坐文渊阁批阅累朝实录而已”[2]46。
    严嵩任首揆专权行事，结党营私，“遍引私人居要地”[4]7918。吴鹏、欧阳必进先后任吏部尚书，百官进退，听严嵩指挥。赵文华为通政使，朝臣奏劾，事先预知严嵩，以做好应付的准备。万寀为吏部文选司郎中，方祥任兵部职方司郎中，职位虽低却握有实权，时人称为严嵩的文武管家。兵部尚书许论，年纪大，担心自己的前途，于是投靠严嵩。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谄附严嵩，贪婪放纵，总理天下盐政，依仗严嵩的势力，“叱咤风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谨”[6]475，所到市权纳贿，官至刑部右侍郎。严嵩对附己者大加重用，不顺从者则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许多与严嵩及私党不和的官员，有的被杀，有的被贬谪，故“士大夫辐辏附嵩”[4]7917。严嵩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先面禀而后敢启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络绎不绝。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嫁祸于人”[5]819。
    严嵩虽手握大权，却十分小心谨慎。他对嘉靖帝刚愎猜忌的性格很了解，因而“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5]836，君臣甚为相得。严嵩经常凭借一些小事激起嘉靖帝的愤怒，残害不顺从的人，以达到个人目的。张经之死，严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江南倭患严重，总督张经“讨之，久未平”，世宗十分焦虑，严嵩趁机奏称：“江南奏报多失实，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视贼情，求可以区处长策，具实奏闻”[6]475。赵文华出督江南，疏劾张经欺怠，朱厚熜两次征询意见，严嵩都痛加诋毁，并援引本是松、浙人的阁臣徐阶、李本作证，促成了这一悲剧。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阶始入阁，参预机务。他“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谤，惧嵩之毒以害其身，宁郁怏终日，凡事惟听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7]628，这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张经任总督期间，与徐阶常有书信来往，多提及前方的敌情战况。徐阶也颇为信任他，认为他“亲出督师，备极劳苦，主客不协，未克成功，而傍观者不相谅，致摇圣心，中间委曲计使者能道”，“然公今日受任既专，则施为自易”，并宽慰张经“目前之事不足道也”[8]93。他对靖倭战争给予了积极支持。与此同时，“恶之者谓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9]598。朝廷上下传闻纷纷，就连居于西内的嘉靖皇帝也有所耳闻，徐阶也开始怀疑张经蒙蔽因循，故意不尽力驱剿倭寇。至赵文华劾经，严嵩诬陷，嘉靖帝大怒逮经，更易总督，徐阶也深信其言，奏称“皇上轸念东南财赋之地，欲得贼情之真，臣无任感幸。至于当事者不忠之状，莫逃圣明洞察，国法具存，治其一则余人当知警畏矣”，“昨瓦氏兵到，贼初闻甚惧，当事者不能督使乘锐进剿，且将兵分散各处，势力不全，遂致大败”[8]374。他认定张经是“纵贼酿乱之臣”[8]375。显然，徐阶也不免被赵文华、严嵩所蒙蔽。
    阁臣李本“熟软庸鄙，奔走嵩门下，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仓皇落魄莫之所措”[7]623。当时，“嵩握重权，诸臣顺从固不足怪”[7]627。
    严嵩的专权完全是由嘉靖帝的信任和放任造成的，严嵩正是利用这一点，阴谋迫害张经。时人林燫称“张司马负其才，汲汲然自躍大治，必为镆铘。亡身之日，虽有智勇，将焉所效”，正所谓“自古权臣在内，大将未有能成功于外者”[10]3851。“夫人臣图事揆策，期于至当，败固罪也，胜亦罪之，耽耽焉。惟中山之箧是恂，安所展其足哉”[10]3851。
    明世宗嘉靖帝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初即位，求治之心甚切，史称“求治锐甚”[4]5132。“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10]4037，“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4]250。其后长达数十年的议大礼成为嘉靖前期的主要政务。嘉靖帝将不肯退让的内阁诸臣罢政或令乞休，杨廷和、蒋冕、毛纪相继辞职，而议礼诸臣如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相继入阁，皇权意志战胜内阁意志，皇权具有不可抗拒性，皇权独尊再次突显出来。
    嘉靖帝热衷于方术，以乞求长生成仙。邵元节、陶仲文先后受到信任，世宗更以之为师，陶仲文“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4]7896。世宗在宫内设坛斋醮，并且常命大臣一同参与祷祀。嘉靖十八年(1539年)九月，他提出令太子监国，自己专事静摄。举朝震惊，太仆卿杨最抗疏极谏，被“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4]5516。自此大臣争相谄媚祷祀，献祥瑞。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后，世宗自我封闭于西内，简部院大臣入直西苑无逸殿赞玄，供奉青词。夏言、翟銮、顾鼎臣、严嵩、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阁臣都以供奉青词而受宠。事实上，入直赞玄，供奉青词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事本身，这是取得世宗信任，进入内阁的惟一渠道。嘉靖皇帝更以此为标准来选择首辅。因此说，首辅的专权，终究要依附于皇权。
    事实上，造成张经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即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君主意志的唯我独尊。嘉靖帝统治时期，通过议大礼，他在礼制上树立起正统地位，在权力上乾纲独断，威慑群臣，内阁完全依附于皇权，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故有明一代，“揽乾断如帝者几何人哉！国朝中亦惟高、文及帝数君耳。以故大张驰、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辅臣有所与，亦从臾之，或揣摩捭阖之耳”[1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