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义熙年间刘毅与刘裕之间斗争之性质
    东晋末期，高门士族日益腐朽，逐渐丧失了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衰败的司马氏皇权一度回光返照，引发了皇族内部及与士族阶层的严重军政冲突，政局极其混乱。当时以北府兵为组织形式的次等士族阶层乘机崛起，最终实现了晋宋易代的社会变革。众所周知，在东晋末期北府兵重新组建过程中，刘裕是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与领导地位的人物；不过，刘裕地位的确立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北府兵势力控制东晋大局后，其领导层内部曾经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晋末义熙年间（405～418），在北府兵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牵涉到刘裕与诸多北府兵将领的关系变化及其处置，其中尤其与刘毅的权力争夺最为激烈，影响突出。刘毅在北府军事集团的地位与作用，一度与刘裕并驾齐驱，诚如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所指出：“资名才力，与裕相亚，而尤意气用事，不肯相下者，莫如刘毅。”又说：刘裕与刘毅之间，“其欲争立功名，以收物望，彼此亦相若也”。①因此，刘毅与刘裕之间斗争的成败，决定着各自的政治命运，这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他们的相互斗争，还牵涉到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影响到两者的政治态度与政策，值得深入探究。
    关于二刘相争之原因，吕思勉先生曾指出：“宋武帝起自细微，内戡桓玄，平卢循，定谯纵；外则收复青、齐，清除关、洛，其才不可谓不雄。然猜忌亦特甚。同时并起诸贤，几无不遭翦灭者。虽国内以此粗定，然中原沦陷既久，非有才高望重者，不克当戡定之任。并时流辈，既已诛夷，而所卵翼成就者，不过战将，资名相埒，莫能相统，关中且以此不守，更无论进图恢复矣。诒元嘉以北顾之忧，不得谓非谋之不减也。”②吕氏所言涉及刘裕诛戮“同时并起诸贤”之严重危害，他以为刘裕此举的根源在其“猜忌亦特甚”。不过，仅仅从个人性格角度立论似难以揭示全部之真相和深层之根源。对此，近年来，一些学者研究晋宋之际社会变革，指涉二刘之争，如田余庆先生曾说：“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在社会上、文化上，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影响。次等士族胜利了，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刘毅聚结门阀士族与刘裕对抗，门阀士族谢混党附刘毅，均被刘裕处死。这就是说，政治军事权力全入次等士族刘裕之手。”③他在《北府兵始末》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白：“刘裕在京口，是以反对桓玄篡晋为口实而起兵的，当时并没有显示其他目的。与刘裕一同起事的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将领，据《宋书》卷一○○《自序》载沈约《上宋书表》说，他们全是‘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也就是说，这些将领并没有考虑驱桓复晋以后进一步的问题。刘毅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他赞赏昔日的正始风流，在周围团聚了不少士族名士。他对于刘裕以驱桓复晋的盟主逐渐演变为咄咄逼人的权臣，深表不满。刘裕陆续消灭了他认为足以成为自己权力竞争者的一批北府将领。”④由此可见刘毅、刘裕之争，牵涉到当时寒门武将与高门士族的关系等复杂政治与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二人间的一般权力争夺。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刘毅与刘裕双方斗争之经过及其主要情形做一系统的梳理和勾勒，并对其性质予以辨析和认定。
    刘毅之家世门第及其发迹
    对于宋武帝刘裕的家世状况、事功业绩等，人们比较熟悉。而对于刘毅，所知者甚少，即便《晋书》中有其传记，《宋书》中也有零星的记载，但由于他曾经是刘裕的政敌，因此，正史中所见事迹和评价多为负面的。这显然与刘宋统治者干预史书著录不无关系，而后世史家则多延续旧说，以致人们对刘毅缺乏了解。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其“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广陵相。叔父镇，左光禄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产业，仕为州从事，桓弘以为中兵参军属”。从这一记载可见刘毅家族的世代仕宦情况，并大致推断其家族门第状况。刘毅曾祖刘距为广陵相，这在门阀社会的仕宦标准中，并非显赫要职，而其祖、父二代则仕宦无闻，应当职位较低。至于其叔父刘镇出任左光禄大夫，贵为三品清官，表面上看，符合高门士族的标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镇出任这一职务是在刘毅执掌军政大权之后。《宋书》卷四五《刘粹传》载“卫将军毅，粹族兄也”，“粹族弟损，字子骞，卫将军毅从父弟也。父镇之字仲德，以毅贵，历显位，闲居京口，未尝应召”。可见刘镇是“以毅贵，历显位”，并非凭借其家族门第而正常获得。刘毅本人起家“仕为州从事”，后转为桓弘中兵参军，也与高门士族有异。那刘毅的门第出身如何认定呢？过去人们一般将东晋末年崛起的北府兵领袖人物统称为寒门武将，主要指其身份特征，而非阶级、阶层地位。关于东晋社会阶级的分野，特别是士族社会阶层的分别，陈寅恪先生曾有论述：“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分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以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陈先生以为长江下游地区移民中，“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乱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居于京口晋陵郡一带者，正是“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的“次等士族”阶层。东晋后期崛起的来自京口及其周围地区的北府兵将领，如刘牢之、刘裕等，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甚至建立齐、梁的兰陵萧氏也是如此。具体就刘毅家族而言，以其南渡先辈之身份地位及其仕宦情形等，自应属于这一次等士族阶层。⑤
    此外，关于士族门第，除了重点考察其家族世代仕宦情况外，还应注意其婚姻状况。刘毅家族的婚姻关系，材料甚少，最典型的一条记载出自《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记载刘毅乃郑鲜之外甥。郑鲜之出自荥阳开封郑氏。郑氏在江南虽非一流高门，但属于文化士族则没有异议。一般说来，士族婚媾特重门第，刘毅父亲与荥阳郑氏通婚，可以借此推测其家族门第。祝总斌先生曾考察刘毅的门第，他总体上倾向于认为刘毅与刘裕一样，属于低级士族阶层，但鉴于其家族与荥阳的婚姻关系，以为“刘毅顶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士族的最下层”⑥。不过，由于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刘毅家族的婚姻状况，仅凭此一条资料来推定其家族之门第，显然并不具有特别充足的说服力。在此聊备一说，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