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裕、刘毅各阻挠对方的军事征伐活动，欲争立军功以压制对方
    作为“俱起布衣”的北府兵主要代表人物，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激化，刘裕、刘毅为了压制对方，都希望在军事领域再立殊勋，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与声望。这方面有二则事例颇为典型。
    其一，刘毅企图阻止刘裕北伐南燕。南燕是十六国后期在今山东境内由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刘裕欲领兵亲征，通过对外的军事胜利压制刘毅等人的气焰，为自己进一步获取大位准备条件。刘毅当然明白刘裕的动机，他深知一旦刘裕北伐成功，自己与其争夺必然处于劣势，因此必加阻止。《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载：“义熙五年，高祖以内难既宁，思弘外略，将伐鲜卑。朝议皆谓不可。刘毅时镇姑孰，固止高祖，以为：‘苻坚侵境，谢太傅犹不自行。宰相远出，倾动根本。’景仁独曰：‘公建桓、文之烈，应天人之心，匡复皇祚，芟夷奸逆，虽业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广树威略。鲜卑密迩疆甸，屡犯边垂，伐罪吊民，于是乎在。平定之后，养锐息徒，然后观兵洛汭，修复园寝，岂有坐长寇虏，纵敌贻患者哉！’高祖纳之。”对于刘裕的北伐之图，刘毅的反应极为强烈，以为“宰相远出，倾动根本”，于是“固止高祖”。刘裕听从了谢景仁的建议，深知自己“德刑未孚”，必须“广树威略”，以巨大的军事功勋提升声望，从而对刘毅等人取得压倒性的地位优势。
    其二，刘裕阻止刘毅西征卢循。刘裕北伐南燕时，流落广州的天师道首领卢循、徐道覆等率其信众北进，企图乘机攻占建康，何无忌领军阻截，战败身亡，引起东晋朝野的极度惊慌。当时刘裕紧急回师，但路途遥远，尚有时日，刘毅决定西征。《晋书·刘毅传》载：
    及何无忌为卢循所败，贼军乘胜而进，朝廷震骇。毅具舟船讨之，将发，而疾笃，内外失色。朝议欲奉乘舆北就中军刘裕，会毅疾瘳，将率军南征，裕与毅书曰：“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谓藩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投书于地。遂以舟师二万发姑孰。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邺，报卢循曰：“刘毅兵重，成败系此一战，宜并力距之。”循乃引兵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与贼战，败绩，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毅走，经涉蛮晋，饥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参军羊邃竭力营护之，仅而获免。刘裕深慰勉之，复其本职。从上述记载看，刘毅抱病出征卢循，显然是受到刘裕北灭南燕的刺激，急于立功，取得与刘裕相抗的军事资本。而刘裕在南归途中，对刘毅西征力加阻挠，要求刘毅停止相关计划，等待自己回师后出征。对此，刘毅极为气愤，二人之间的对抗之势充分地暴露出来。(15)
    刘毅在此役中遭到失败，刘裕返师后在建康击溃卢循、徐道覆，稳定了局势，迫使卢、徐退师江州、荆州。这时刘毅为挽救颓势，要求再次领兵追袭，遭到刘裕的阻止。《宋书》卷五二《王诞传》载：“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高祖持疑未决，诞密白曰：‘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余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高祖从其说。”刘毅在失败之后企图再次征卢循以立功，刘裕当然“不宜复使立功”，断然拒绝。在这一轮的军事斗争中，刘裕北灭南燕，内定卢循，声势浩大，而刘毅则受挫于卢循，无论在实际功业，还是在声望上，都失去了对抗的资本。《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去己，弥复愤激”。可以说，两相比较，二刘之间此消彼长，其间的势力均衡完全被打破了，这也决定了刘毅在未来必然受到刘裕镇压的失败命运。
    （三）刘裕、刘毅在人事任用方面的斗争
    随着刘毅与刘裕在军政权力方面的对抗不断激化，他们在人事任用方面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方面的事例颇多，最典型的是刘毅反对刘裕重用刘穆之。刘穆之是刘裕的主要军政参谋，《宋书·刘穆之传》载：“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辅政之外，刘穆之还为刘裕收集各方面的信息，“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他广交宾客，特别注意收集刘裕对手的军政情报，“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暱短长，皆陈奏无隐”。对于刘裕而言，刘穆之既是其决策的主要参谋，又是他行政的辅佐，更是他与政敌斗争的智囊。因此，《宋书》本传中称“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刘毅等人视为眼中钉。前述刘毅设计阻止刘裕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正是刘穆之提醒刘裕识破了其计策，由是，刘毅极力反对刘裕重用刘穆之。《宋书·刘穆之传》载：“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幙中画策，决断众事。刘毅等疾穆之见亲，每从容言其权重，高祖愈信仗之。”此中可以推测刘毅等人对刘穆之恨之入骨，一再要求刘裕降低其权力地位，但从刘裕而言，他须臾不能离开刘穆之辅助，因此，他非但不能听从刘毅等人的建议，而且必然不断委以重任。
    其次，刘毅反对刘裕优遇、重用刘敬宣，双方对立情绪甚浓。据《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刘敬宣是北府兵前辈领袖刘牢之之子，其父叛桓玄失败自杀后，他北奔南燕，没有机会参与刘裕等人组织的新北府兵集团的义举，后来返回东晋。刘裕曾为刘牢之部属，当年刘裕在浙东镇压孙恩之乱，“累破妖贼，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凭结，情好甚隆”，刘裕先后任之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江州刺史等军政要职。对此，刘毅表示激烈反对：“初，刘毅之少也，为敬宣宁朔参军。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当别有调度，岂得便谓此君为人豪邪？其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之，深以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还，乃使人言于高祖曰：‘刘敬宣父子忠国既昧，今又不豫义始。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论资语事，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其郡，实为过优；寻知复为江州，尤所骇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职。于是散彻，赐给宅宇，月钱三十万。高祖数引与游宴，恩款周洽，所赐钱帛车马及器服玩好，莫与比焉。”(16)由上述，可见刘毅与刘裕对刘敬宣的任用态度截然不同，从表面上看，因为他们与刘敬宣的个人感情有亲疏之别，但这不是关键所在。刘裕重用刘敬宣，首先在于刘敬宣父子在北府兵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重用刘敬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拢人心。而刘毅反对刘裕的决定虽不无道理，但主要出于惧怕刘裕利用刘敬宣来削弱自己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围绕刘敬宣的使用，双方一直存在分歧和冲突。《宋书·刘敬宣传》载：“高祖方大相宠任，欲先令立功。”于是义熙三年，命刘敬宣率五千兵众伐蜀，结果大败而归，遭到免官削封的处分。当时刘毅想乘机严厉处置：“初，敬宣回师于蜀，刘毅欲以重法绳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憾伤至公，若必文致为戮，己当入朝以廷议决之。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平生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毅出为荆州，谓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见辅意乎？’敬宣惧祸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可见在对待刘敬宣的问题上，二刘之间始终针锋相对，刘敬宣是依附、忠心于刘裕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