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和“东南邹鲁”，宗奉朱子学，“徽为朱子阙里，彬彬多文学之士，其风埒于邹鲁。”①“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②明清徽州又是一个商业社会，“新都业贾者什七八”③，造就了明清最大商帮“徽商”，以至“无徽不成镇”。徽商自奉为儒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④徽州家族对儿童的商业启蒙教育便以儒家信条为本⑤。徽商多服膺程朱理学，甚至精勤理学。由此不难想见朱子学与明清徽州商业社会建立之间存在何等密切的关系！理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理欲’是理学家使用得最多最广泛的一对范畴。按照理学心性论的逻辑结构，许多范畴都和‘理欲’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理学人性论、人生论的最后总结。”⑥朱子正是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对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做了系统阐发，既承继了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又有诸多新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明清徽州以朱子伦理价值观为基础，同时吸取阳明心学等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⑦，建构起一种以家族或宗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服膺天理及其含括的仁义、奉公和诚信等为经营理念和职业伦理价值追求的新商业伦理观。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不同程度涉及朱子伦理观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的转型和建构问题，或肯定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对传统儒家伦理的解构或整合，或指出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转型未能突破儒家家族伦理束缚而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等，但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较全面的探讨，不妥之处，尚祈同仁批评指正⑧。
    一、朱子的理欲之辨与徽州商业治生伦理的建构
    天理是程朱理学的最高伦理范畴，即以仁为本的儒家纲常伦理，由此形成的理欲之辨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子，高度重视理欲之辨，主张“明(存)天理，灭人欲”，将其作为伦理观和道德修养的根本。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⑨“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⑩“盖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11)理欲之分即是非之分，“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12)朱子强调伦理道德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重视道德主体自觉修养，体现了道德理性精神。然而，将天理视为绝对、先验的伦理大法，不仅忽视了伦理的历史发展性，而且对人的生理需要(欲)是一种压制。
    不过，朱子意识到禁欲主义无法满足人的正常需要，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持久实施，因此，他对二程将理欲截然对立的思想做了修改和发展。首先，指出理欲同一，人欲出于性，为天理所固有，否定人欲就是恶。他说，“饮食男女，固出于性。”(13)“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14)又说：“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15)其次，将欲分为正当和不正当、好或不好，认为正当或好的欲望即是天理。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6)又说：“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类；不好底，则一向奔驰出去，若波涛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害。”(17)在他看来，人欲只要循天理或明理欲之辨即可，“夫外物之诱人，莫甚于饮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则固亦莫非人之所当有而不能无者也。但于其间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厘差耳。”(18)朱子指出理欲同一，肯定人的正当欲望，摒除二程的绝对禁欲主义理欲观，在理论上并不完善，甚至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但是，这种思想却为人们追求正当的生活欲望和财富提供了伦理依据和发展空间。
    朱子的理欲观对明清徽州商业和商人伦理的转换和建构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说：“朱熹的理学虽不是商人文化，但是他对‘人欲’的两重解释，却为徽州商人将理学熔铸入商人文化提供了可能。”(19)明清徽州对朱子理欲观的诠释和转换结合公私、义利、诚信和四民观等，实际包括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这里，主要就其最直接的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天理及理学成为明清徽州建构商业伦理的根本，徽商大多以朱子的天理作为安身立命的准则和人生的终极追求。徽州著名商书、程春宇编纂的《士商类要》专辟“养心穷理”篇，说：“夫君子存心皆天理，天理存则心平而气和，心平而气和则人有过自能容之矣……然则学量之功何先？曰穷理。穷理则明，明则宽，宽则恕，恕则仁矣。”(20)许多徽商服膺理学，甚至精研理学。休宁商人汪鈆，“居尝精研理学，欲希圣超凡。”(21)歙县商人胡山对子孙耳提面命：“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南面而王天下，乐何逾此。因名其堂为‘居理’。”(22)一些徽商对性理之学还颇有研究。如，清歙县商人许明贤，“深究性命之学，以诚敬为宗。教子读书，取友尤有法。一日渡江，取诸子所辑时文投江中曰：‘此无益之学，命编辑历代史论及名臣事略为二书。’”(23)休宁商人汪应浩精研理学，为一般儒士望尘莫及，“虽游于贾人乎，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书，治《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全》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每遇小试，有宿士才人茫不知论题始末者，质之，公出某书某卷某行，百无一谬。”(24)有些徽商到古稀之年仍不忘诵读性理之书，如，清代徽商汪扬烈，“年七十余，旦夕诵四子书(按，即《四书》)不倦。”(25)理学对徽商的修身养性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绩溪商人章策积书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26)徽商所以被称为儒商，这应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其次，徽商大多奉“勤俭起家”、“崇俭黜奢”等为齐家治业之准则，实是对朱子理欲之辨思想的践行。《士商类要》的《贸易赋》说：“贸易之道，勤俭为先，谨言为本。……守成不易，创业尤难。祖若念孙，切莫欢娱轻易费；孙当念祖，许多辛苦换将来。”又说：“勤俭为治家之本，斯言信矣。夫人一勤则天下无难事，其功名富贵无不自勤中来也。一俭则胜于求人，其布帛粟麦未尝不是俭中事也。”(27)徽商家规也多立有此类信条。休宁《茗洲吴氏家典》规定：“子孙以理财为务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费用，以致亏陷，父兄当核实罪之。”(28)民国初年绩溪仁里的《鱼川耿氏宗谱》“家族规则”的“曰崇俭”条批评当时族人趋于奢侈的风气，倡导“俭以养廉”的古训，指出：“嗣后务嘱其族人，称家之有无，量财为出入，举凡时世上一切争相效仿之新装在所必禁，人事上牢不可破之繁文在于必革。久之，将各以俭约相矜，而以奢侈为戒。庶家给人足，日企敦庞矣。故终之以崇俭。”(29)徽商勤俭起家和崇俭黜奢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顾炎武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问之则皆千万金家也。徽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30)徽商妇更是崇俭黜奢的楷模，“女人尤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欲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31)徽商尚俭的重要原因便在于秉持和践履朱子理欲观，下面这条史料充分说明了这点。歙县大盐商鲍志道(字诚一)，“业鹾淮南，遂家扬州。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值郑鉴元好朱程性理之学，互相倡率，而侈靡之风，至是大变。诚一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