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子的公私之辨与徽商各层次公私观的建立
    正确看待公私关系，即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及其关系，是儒家伦理的基本问题之一。朱子十分重视公私之辨，说：“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33)他将公私之辨与理欲之辨密切结合起来，认为理欲关系本质上是公私关系，公私便是区分理欲的标准，“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34)“而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35)朱子将理欲与公私之辨联系起来，旨在阐明个人利益要服从群体利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要牺牲前者来维护后者，即“存天理，灭人欲”。有学者说，“天理人欲之分便是公私之分，这是朱熹和理学家的共同看法。”“(存天理，灭人欲)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36)
    为什么公私之辨如此重要呢？首先，公即是公理，仁即天下之公，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盖公只是一个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则害夫仁。”(37)“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忧之有！”(38)可见，公即是仁，仁即是公。其次，公与仁又是体用关系，公是仁的道理，是实现仁的方法，只有实现公，才能达到仁。“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公是仁的方法”，“公却是仁发处。无公，则仁行不得。”(39)再者，公私之分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公，小人私。”(40)“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41)
    朱子的公私观得失并存，“理学把主体意识归结为群体意识，以此为人的最高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表现了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同时又是以牺牲个体意识为其代价。……但是到理学后期，普遍出现了对个体意识的重视，这当然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有密切关系。”(42)明清徽州在建立商业伦理时，便吸取了阳明心学、特别是阳明左学重视个体意识和权利的思想，即私与私利的思想。但是，明清徽州的商业主流价值观并不否定朱子重视群体利益的思想，仍将奉公和守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的前提和根本，私(利)仍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公(利)。《士商类要》的“经营”篇便说：“凡人作事，先须克己无私。为客经营，勿以贪小失大。……财何损身，只为私贪而致害。利终养己，盖因公取以成家。”(43)具体而言，徽商公私观主要表现在处理与宗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等方面。
    徽商十分重视维护宗族利益，利用朱子伦理建立起发达的宗族制度。清初休宁名士赵吉士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44)又说：“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抔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率皆通都名郡所不能有，此岂非谈道讲学，沐浴紫阳之所留遗欤？”(45)为南宋以后宗族制度做了具体设计的《朱子家礼》则被徽州宗族奉为圭臬，《朱子家礼》是徽州人制订族规、家典和家训的蓝本。《茗洲吴氏家典·序言》说：“吴氏族规乃推本紫阳家礼，而新其名家典。”《家礼序》指出家礼的宗旨在于：“大抵谨名分、崇敬爱以为之本……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46)可见，朱子希望通过家族伦理及其制度来教导人们(私)正确处理包括家族在内的不同层面“公”的关系。而这一期望在明清徽州社会得到了充分的落实。
    徽商的经营一般是宗族性的。傅衣凌说：“徽商的活动和其乡族利益是相连带着的。所以他们的外出，常是全乡经商，集团移徙。”(47)这种宗族性经营造就了许多徽商世家大族，如，清代中叶，“宏村名望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48)为了宗族等群体利益，徽商在竞争中也利用朱子伦理“以合济争”。他们在全国各地设立徽州会馆和公所等，其中多供奉和祭祀朱子，会馆房舍兼为“朱子堂”、“文公祠”，《朱子家礼》亦被用于维持会馆的内部关系上，以凝聚同族和同乡力量共同对外竞争。如，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殿之东，建造行馆，供奉紫阳徽国朱文公”，“正殿三间，正供威显仁勇协天大帝神座；东供忠烈王汪公大帝神座；西供东平王张公大帝神座”(49)。朱子和汪氏祖先汪华(因汪氏商人在盛泽镇势力最大)同时受到祀奉，“这充分说明了徽商的群体归属感是与宗族归属感紧紧粘合在一起的”(50)。
    徽商致富后，热心宗族之事，建义仓、兴赈会、置祀田、设义塾、立文社、建学宫、施棺木、修会馆、造桥和砥道等。《士商类要》“和睦宗族”篇说：“凡处宗族，当以义为重。盖枝派虽远，根蒂则同。仁人之恩，由亲以及疏，笃近而举远，岂可视之如路人邪？昔范文正公为参知政事，所得俸禄必与宗族人共享之。尝曰：‘吾不如此，将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又立义田以周宗族之贫乏者，是岂不可以为万世亲亲者法哉！”(51)明歙县商人李天祥，“读书好义，宗族贫乏者恒周之。又置义田，凡丧葬嫁娶饥寒无资及有志读书者，皆取给焉。”(52)明祁门商人胡天禄，“幼贫而孝。后操奇赢，家遂丰。先是族人失火焚居，天禄概为新之。又捐金定址建第宅于城中，与其同祖者居焉。又输田三百亩为义田，使蒸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族之婚嫁丧葬与娶妇无依穷而无告者，一一赈给。”(53)在扬州经商的清代歙商鲍光甸，对于族中贫困者均以救济，“置祠产，刊谱牒，兴义塾，恤孤寡，族人之无告者周之，散处他郡者收之。”(54)
    徽商还十分热心地方和社会公益事业。乾隆两淮总商鲍志道，生平好施，“敦本好义，捐银八千两，增置城南紫阳书院膏火。偕曹敏公倡复此阳书院，出三千金落成之。”(55)清代徽商程光国的义行声名更是显赫，史载，其幼倜傥，“读书能见其大。……输军饷，奉旨议叙以主事即用。庚子南巡，恩赐御书。甲辰南巡，赐燕、赐福字。篁墩程朱阙里祠奉旨敕建，年久就圮。光国独力修葺，增置祀产，以垂永久。言于邑令，张公佩芳倡问政书院，襄办城南紫阳书院，捐资添助膏火，复偕曹文敏公经理古紫阳书院……念里人客死江浙，柩不得归，买舟载归。子孙力能葬者，听葬；不能者，于南乡深渡买地为广……歙北箬岭倾圮难行，重修之，以便行人。阳湖洪亮吉为之记。他如设义学，置东郊义冢，修两城大路，施棺施药，收养遗弃婴孩，赈恤孤贫诸义事，不可枚举。”(56)助赈是徽商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内容。清初婺源商人戴公选，“贾湘汉间。顺治丁亥岁大祲，输资运米以赈，全活甚众。逋券盈匮，贫不能偿者悉焚之。”(57)有些徽商的捐赈特别巨大。史料记载：“乾隆三年十月盐政三保奏：据众商以扬郡被旱，愿设八厂煮粥，自本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二月止，共捐银十二万七千一百六十六两有奇；又商人汪应庚独捐银四万七千三百一十两有奇，请给议叙嗣子。”(58)鲍志道之子鲍漱芳，在嘉庆十年夏洪泽湖涨决时，集议公捐米6万石助赈，“于各邑设厂，并赴泰州恭亲督视。是年，淮黄大水，漫溢邵伯镇之荷花塘，漱芳倡议仍设厂赈济，并力请公捐麦四万石展赈两月，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人。”(59)
    徽商的奉公还体现在报效国家上。商书和许多徽商的族规、家训明文规定要及时向国家缴纳税粮。《士商类要》“立身持己”篇说：“税粮乃国家重务，迟速必不可免者，每年宜早办完纳，毋得延挨，自取罪辱。”(60)明初休宁商人程宾赐，“少有志。略十三率丁夫于池州伐海船木，起赴郡。又奉例改造戊戌自实田，一秉至公。尝捐己币，倡诸父昆弟以赎石灰山之役。又自婺源伐巨木五千余送安庆以应和买之令。太祖命光禄赐膳内府给价以嘉之。”(61)助饷是徽商报国的重要形式，清代尤巨，“或遇军需，各(盐)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62)徽商为两淮、浙江盐商中坚，故捐饷多出自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