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朱子的诚信观与徽商经商之道
    诚信是商业伦理的基本信条。商业交易双方为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以诚信为基础。诚信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范畴，被视作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形成了“以诚为本”、“人无信不立”伦理命题。朱子秉承儒家诚信观，并将诚信纳入天理的范畴。
    朱子将诚上升到宇宙和人生本体论的高度，视诚为天理，“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88)那么，何谓诚？他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89)“诚者，合内外之道，便是表里如一，内实如此，外也实如此。”(90)因此，诚是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准则，“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91)诚是五常之基础，“理一也。以其实有，故谓之诚。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故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92)诚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93)“凡应接事物之来，皆当尽吾诚心以应之，方始是有这个物事。”(94)“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才可修业。”(95)所谓信，是指人在交往中应当重然诺和诚实无欺。朱子说，“信是信实，表里如一。”(96)“信是言行相顾之谓。”(97)信是人先天固有的道德品质，“仁之恻隐，义之羞恶，信之诚实，皆发于性之自然。”(98)信是实践仁义礼智的基础，“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99)因此，信为立人之本，“若人无信，则语言无实，何处行得。处家则不可行于家，处乡党则不可行于乡党。”(100)信是交往的根本，“言行不相副，无以取信于人如此，使人皇恐，无地自容。”(101)诚与信是体用关系，“诚者实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须是人体出来方见。”(102)即是说，诚与信都是真实无妄，只是诚是天道本体(天理)，信是根据诚来为人行事的准则，是诚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诚是体，信是用。
    徽商的经营和为人秉持朱子的诚信观。《士商类要》“买卖机关”篇说：“交易之时，即要讲明价钱银水，若含糊图成，齿下不明，至会帐必然混赖。允与不允，决于当时，既已成交，转身嗟怨，此非君子道义之交也。”又说：“至诚忠厚，虽无能干，其信实正大可取。纵有妙才转环之智，若丧心丧德，设诡设诈，此不可交。”(103)徽商以诚经营者屡见不鲜。如，明歙商黄玑芳，“少读朱子小学，至温公训刘无城以诚；读《尚书》至‘有忍乃济’，即有颖悟，谓诚与忍乃二字符也，当佩之终身。平生自无妄话，与人交悃愊忠信。”(104)清歙商许明贤，“深究性命之学，以诚敬为宗。”(105)歙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伤价为欺。”(106)清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经商五十余年，名重吴城，“晚罢归，人以重价赁其肆名”，他不同意，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107)歙商江氏以信用为家族立命根基，传至承封公客居扬州业盐，“惧祖德湮没不传广，倩名流作《信录》，令以传世。”(108)
    明清徽商讲求信用，重视用契约来规范商业经营，是徽商吸收朱子诚信观并对之加以整合的体现。如，有这样一份商业契约样本：“立合约人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以两同商议，合本求利，凭中见，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源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用店银，混乱账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苦乐均受，不得惹私肥己。如犯此议者，神人共殛。今欲有凭，立此合约一样两纸，存后照用。”(109)再见一份订立于光绪十九年正月的徽州商业合同《歙县程振之等伙开粮行合同》，主体内容是：“立合同议据人程振之、程耀庭、陈傅之、吴紫封、程润宏等志投意合，信义鸿献，商成合开溪西码头上永聚泰记粮食行业生意，每股各出资本英[鹰]洋贰佰元，五股共成坐本英[鹰]洋壹仟元。所有官利每年议以捌厘提付，各股毋得抽动，本银亦不得丝毫宕欠。每年得有盈余，言定第二年提出照股均分。亏则坐照姓镶足，如有不镶公照盘账折出无辞。自议之后，各怀同心同德，行见兴隆，源远流长，胜有厚望焉。恐口无凭，立此合同议据壹样五纸，各执壹纸，永远存照，大发。”(110)由这份合同，我们不难看出徽商对诚信、信义的重视及与商业经营成功关系的深刻认识。
    五、朱子的职业观与徽州的儒贾观念
    朱子理欲观肯定正当人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上普遍出现的经商治生现象，“宋代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士商之间的界限有时已不能划分得太严格。因此，新儒家也不得不有条件地承认‘经营衣食’的合法性了。……早在南宋时代，新儒家的伦理已避不开商人问题的困扰了。”(111)
    朱子自然免不了这种困扰。他一方面强调国家须以重农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达到理想的道德之境，“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皆以劝农为职……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德至渥也。”(112)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只要符合天理，包括经商在内的谋利行为是合理的，“夫营为谋虑，非皆不善也。便谓之私欲者，只一毫发不从天理上自然发出，便是私欲。”(113)对于商人的正当利益也加以维护，他任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114)他教导子孙，“士其业者，必至于登名；农其业者，必至于积粟；工其业者，必至于作巧；商其业者，必至于盈赀。若是则于身不弃，于人无愧祖父，不失其贻谋”(115)。可见，他并不反对子孙从事工商业。有学生问贫穷不能学的子弟能否经商，他以陆九渊亦开药肆为例予以肯定回答：“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116)朱子的外家祝氏是新安名族，宋代二人中进士。祝氏善于经商，朱子在《记祝外大父祝公遗事》中称赞其贾而好儒，“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资力顺善闻于乡州。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117)他本人也开过书肆。可见，在他看来“四民”只是职业的不同，并无道德高下之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平等看待“四民”的地位。宋明理学倡导“人伦日用”的世俗化儒学，以求最终建立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做到这点呢？朱子明确主张只有读书才能穷理，“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118)这表明他将士视为建立儒家理想社会最重要的职业和阶层。再者，他对于士和商的职业职责的规定是：“士其业者必至于登名”和“商其业者必至于盈赀”，即是说，士求名，商求利。陆王心学是宋明儒学世俗化的更大发展，在如何化民和看待四民的职业伦理价值时比朱子更为解放，如，王阳明便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那么，朱子对商业和商人的新认识对明清徽州四民职业观、特别是商业观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获得更大发展，治生问题也更为突出，因此，四民观发生了比南宋更强烈的变化，特别是对士商或儒贾关系的认识。余英时说：“事实上，明清作者所谓‘四民不分’或‘四民相混’，主要都是讲士与商的关系。明清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便发生在这两大阶层的升降分合上面。不但士人早已深刻意识到这一变化，商人亦然。”(119)社会上出现了工商皆本，士贾合一、儒商并重等观念。在徽州，该问题更为突出。徽州田少地瘠，不利耕殖，明中叶以来人口不断增加使生存压力增大，经商成为人们谋生的主要方式。当然，经商在徽州成为治生的首选职业在于它更易致富：“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120)那么，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在崇奉朱子学、以《朱子家礼》为本的徽州是如何对待朱子职业观及其商业伦理价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