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子的义利观与徽商的伦理价值追求
    义和利是一对标志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动机和效果的价值范畴。义和利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的关系；义是指道德行为之当然；利是指物质利益。利又有公利与私利之分，凡是追求个人利益，并损害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称为私利；凡是谋求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称为公利。二是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凡是强调义，主张以之作为道德评判标准，只讲动机，不问效果的，属于动机论；反之，以利作为评价标准，只管行为效果，不问道德动机的，属于效果论(63)。
    朱子十分重视义利之辨，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64)他继承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并把义(有时亦称仁义)纳入天理范畴，属天理之公；把利与人欲相联系，属人欲之私，主张重义轻利，循义而利无不在。他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65)“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66)义在社会生活中便是天理所规定的当然行为，为人之正道，“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67)圣贤以仁义为本，“圣人之心，浑然天理。……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68)义利之别即君子与小人之别，“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小人则只计较利害，如此则利，如此则害。君子则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何。”(69)他主张“见不义之财勿取”(70)。
    朱子生活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南宋社会，仕宦之家经商者愈来愈多，他本人及其家族也从事过商业活动。因此，他根据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对义利对立的思想做了修正，主张义利结合，要求在遵循天理，即义的基础上来讲利和求利。一是，肯定追求正当之利符合人性，是合理的，只是反对专求利和讲利。他同意二程的“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71)的观点，更提出：“圣人岂不言利？”(72)但是，反对一味趋利，“若说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73)“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存求利之心。”(74)二是，利与义有同一性，“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75)循义天理便能得利，“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76)“‘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77)朱子还身体力行，在经商中以义取利。如，针对建阳许多书坊专为赢利，滥印劣质书籍的情况，他自开书坊编制高质量书籍，生意日盛。此举引起同道的非议乃至反对，可是他坚持做(78)。朱子的义利观及其经商行为给人们突破禁欲主义义利观打开了闸门，有利于商业思想的解放。
    义利之辨是商业伦理的核心，如何看待义利关系反映了商人的不同商业操守和伦理价值追求。明清徽州在构建新商业伦理时，秉承朱子以义取利、以义制利的道德准则。《士商类要》的“立身持己”篇谆谆告诫不能为富不仁和重利忘义，“富以能施为德。”“惟知有己，好议人之差错，不责己之过失，嫉贤妒能，重利忘义，尤善于拒谏怖非，难逃乎口评众论。一日时衰运去，祸起萧墙，盖为不仁之所召也。”(79)一些商人结合自身经验对以义为利进行阐发，指出只有持义和重义才能真正求利和获利。明代婺源商人李大暠对继承者传授心得：“财自道生，利缘义取。”(80)清代黟县商人舒遵刚训诲后辈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遂多狡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小也，狡诈何裨焉。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何暇观书哉！”又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81)
    徽商致富多重义轻利，化利为义。赵吉士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吾乡之人俭而好礼，吝啬而负气。其丰厚之夫家资累万，尝垂老不御绢帛，敝衣结鹑，出门千里，履草屩，襆被自携焉。乡党有称贷，锱铢升斗见于面。岁时伏腊必燕饮酬酢，一介不取与，乾糇必报。呜呼，何其细也。然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且输金千万而不惜。甚至赤贫之士，黾勉积蓄十数年而一旦倾囊为之。呜呼，又何其慷慨好义也。”(82)外人对此也颇有称述：“往新都土，数为余称，郡中多贤豪为名高第，于所传之非堇堇于财役，要以利为德于当世，富而仁义附焉。”(83)有些徽商甚至舍利取义。清初婺源人汪拱乾，“赋性慷慨，人有缓急有求悉应。积券凡八千余金。一日，召当偿者来，合券遍归之。”(84)清歙县商人叶良茂，“尝客常熟。值岁饥，以粟出贷，粟尽，继之以钱，以什器，囊橐一空。及秋获，人谋欲偿之，良茂焚其券，颂声载路。”(85)祁门商人汪文德在扬州经商，1645年清军南下，“文德率弟健诣豫王军前，以金三十万犒师，且请勿杀无辜。王义其言，欲官之，不受。曰：‘愿为农夫。’王笑从之。”(86)黟县商人叶万生甚至舍生取义，顺治五年(1648)三月，江西王之贞破黟县城，掳掠四乡，村民逃到吴家坞几日无食，他潜回村中取粮和侦探被抓，被问村人所藏处不说，“挟之以刃，又置积薪上，环之以火，公骂贼不绝，终不言村人藏匿所，遂被害。”(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