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东晋末期，在北府兵集团崛起过程中，其内部出现了刘裕、刘毅两个代表性人物，虽一度合作，但随着北府集团控制了东晋皇权，其间矛盾也日益明显，冲突加剧，明争暗斗，形成了两支军事、政治势力。他们都想直接控制东晋朝政，围绕着内外军事战略、人事安排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刘裕在推翻桓玄、恢复东晋过程中具有首倡之功，在北府集团中具有更高的威望和地位，而在与刘毅的军政权力的争夺中，总是处于优势地位，而刘毅则凭借其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一批高门士族人物的拥戴。高门人物面对次等士族武将控制政局，并力图改朝换代的时代状况颇为忧虑，又无力改变这一历史格局，而寄希望在北府集团中寻找在文化与感情上与他们更为接近的人物，刘毅则是他们觉得合适的人选，谢混、郗僧施等高门名士就这样成为了刘毅的谋主。因此，义熙年间刘裕与刘毅之间的斗争，就其起因及性质而言，除两人性格修养方面的因素外，还暗含着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武将之间的社会阶层的冲突，交织着晋宋之际社会急剧转型和深刻变革的多重社会矛盾。
    注释：
    ①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310页。
    ②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关于刘裕之性格，吕思勉先生在《论度量--论宋武帝与陈武帝》（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中指出：“若宋武帝，则实在并不是什么度量大的人。”（第148页）
    ③田余庆：《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收入《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④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2页。
    ⑤以上参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5～69页。
    ⑥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收入《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⑦⑧田余庆：《北府兵始末》，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9、371～372页。
    ⑨《晋书》卷八五《檀凭之传》载：“义旗之建，凭之与刘毅俱以私艰，墨绖而赴。”
    ⑩《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刘毅在攻打桓振余党桓山客、冯该等城防堡垒时，“躬贯甲胄，陵城半日而二垒俱溃，生擒山客，而冯该遁走。毅进平巴陵。”可见刘毅亲自出战的情形。
    (11)《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安帝义熙元年”条。
    (12)《晋书》卷八五《刘毅传》。
    (13)《宋书》卷一《武帝纪上》也有刘毅斥责王谧，而刘裕“深相保谧”的记载，内容大体相同。
    (14)(15)李磊先生在《六朝士风研究》（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中已论及两事之性质，分见第142～143、144页。
    (16)《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关于刘裕对刘敬宣的赏赐，《宋书》卷四八《毛修之传》载毛修之北伐时，修理洛阳，“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赐衣服玩好，当时计直二千万。先是，刘敬宣女嫁，高祖赐钱三百万，杂采千匹，时人并以为厚赐”。可见刘裕一贯以赏赐来拉拢人心。
    (17)《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载后来刘裕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军事，与刘敬宣书曰：“盤龙狠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这显然是想与刘敬宣结盟，刘敬宣委婉拒绝，刘裕说：“阿寿故为不负我也。”
    (18)《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刘毅“于是解（庾）悦，毅移镇豫章”，误。对此，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类·《晋书》”部分有一则札记明确指出此点。
    (19)《宋书》卷六二《羊欣传》、《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均载谢混与诸人交往的情形。
    (20)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谢混事迹及年岁”条有言：“谢混于晋末为重要人物，刘裕、刘毅之争，混实阴为刘毅谋主，以此于义熙八年为刘裕所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6页。
    (21)《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