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在剿倭问题上表现了一种急切的态度，授予张经指挥调度南方军队抗击倭寇的大权，允许他可往山东、两广、湖广直接行文调兵。徐阶也认为张经“调兵之权已重”[8]93。但是在行动上世宗则牢牢地控制，甚至有掣肘之嫌。在张经征调广西狼兵之时，世宗就向首辅严嵩表达了“蛮夷一途，不为我用”③的思想。而对再调湖广土兵之事，辅臣徐阶言“昨永保调兵之请，圣意初难之”[8]96。可以看出，嘉靖帝从心理上对张经手握重兵疑心重重，认为征调客兵并不可行。究其根源，是对所给予张经的权力不放心。他始终将大权控制在手中，对内外臣工的奏章，无不亲自审阅批红。他“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驰操纵，威柄不移”[10]4038。
    张经之死与嘉靖皇帝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嘉靖皇帝急躁暴戾、多疑猜忌，以威严驭下。在位期间屡兴大狱，大臣有忤旨者，或杖责于廷，或逮治入狱，即使亲信勋旧鲜有善终者。嘉靖中后期，边疆、海疆不宁，南倭北虏的现状使他困扰，他希望迅速解决问题。一旦事与愿违，便恼羞成怒，大开杀戒，督抚首当其冲，轻则遭斥，重则丧命，更易频仍。由此看来，张经冤死也就不足为怪了。
    嘉靖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使用皇权压制廷臣，迫使群臣屈服，其实内心深处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因此形成猜忌的性格。他对张经出任总督数月而未靖倭成功已经产生怀疑，而李用敬参劾张经“受命半载，一切军情利害不闻奏报”，“山东兵至，不量客主劳逸之势，而轻于一战，为贼所掩”，“兵败之后，不即席藁引罪，而隐匿至二月余”，“以坟墓在闽，恐为诸寇齮龁，不敢尽力驱剿”[3]7217，更加重了他的疑心。当赵文华疏陈备倭七事时，其中祀海神、遣视师引起他的注意。他说“倭贼残毁地方”，“南北两欺，不宜怠视”[3]7278。这说明他心中已经决定派大臣察视军情，聂豹因不能体会皇帝的深意而去职。他降敕切责张经，其震怒可想而知。赵文华劾疏至，内有张经“才足办也，特家闽避贼仇，故嚄唶纵贼耳”[10]3851。这引起嘉靖帝的高度警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的惨祸仍历历在目。因此，嘉靖帝说：“东南欺上，臣下不忠，鸾勾引北贼即行，经结南寇”[3]7322。这就决定了张经即使有王江泾大捷的战功也必死无疑的结局，张经的悲剧发生实在于此。
    嘉靖帝还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认为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对自己决策的事颇为自我欣赏。史称“帝英察自信，果弄戮”[4]7916。这就决定了他难于听进相反的意见。张经被逮，李用敬等言官论救，他马上怀疑言官结党庇护，怒责“此辈党奸恶直，在法怨上，罪不可贷”[3]7325，廷杖诸言官并罢为民。
    嘉靖帝的猜忌心理导致靖倭督抚更迭频繁。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先后由王忬、李天宠、胡宗宪、阮鹗任浙江巡抚，平均任期不过一年多。靖倭总督之任，张经一年左右，周珫仅34天，杨宜也不过半年。应天巡抚从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九年，连换10人，“无一不得罪去者”[4]5409。临阵易帅，实兵家大忌，从中也可窥见张经之死的端倪。
    皇帝作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上朝与大臣商议政务，处理军国大事，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也是皇帝与臣下沟通的重要渠道。大臣把皇帝按时视朝作为国家机构正常有序运行的重要标志。世宗朱厚熜从嘉靖十八年(1539年)开始很少视朝，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婢之变后，迁出大内，移居西苑永寿宫，专事修玄，几乎与群臣完全隔绝，朝廷百官罕得一见。朱厚熜挑选阁部大臣入直西苑，诸事独与首辅接议，重大军政要务不过与内阁诸臣商议。在剿倭的问题上，嘉靖帝曾经多次向严嵩、徐阶、李本三阁臣询问倭情，征求意见。尤其严嵩，作为首辅，嘉靖帝同他接议最多。徐阶的家乡是松、江华亭，“而是时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数询问”[9]598。李本，浙江人，对靖倭也有所建言。但是，这毕竟限制了他对朝廷上下不同意见的广泛听取，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他独断专行，这在张经之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考虑前线将帅的意见，所派督察赵文华更是用非其人，他不能协调分歧，而是一味促战，使矛盾激化，这不能不说是决策失误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嘉靖帝虽不视朝，但大权独揽。他一向对权力看得很重，君权至上是他奉行不变的信条。他赋予内阁更大的权力，帮助他处理军国大政，这就决定了内阁首辅的地位举足轻重。嘉靖初，鉴于正德时宦官专权之害，朝臣力主归政内阁。同时，嘉靖皇帝来自地方藩王，武宗时期宦官专权的危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他自幼生长在江汉平原，体质较弱，对于北方的气候不适应，身体多病，因而需要一个权力较大的内阁协助他处理军国大事。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内阁权力得到加强。杨廷和在政归内阁之后，总揽朝政，形成“新都嶷然，三辅鼎承，百辟风偃”，“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6]423的政治格局。杨廷和成为实际上的第一个内阁首辅。在大礼议中，他与世宗僵持抗衡，得到外廷的拥戴，使内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内阁首辅成为外廷的权力中心。最能体现内阁地位和作用的票拟权力也为首辅所独专，次辅唯诺而已。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对臣下章奏的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12]272。实际上即代拟御批的稿本，以供皇帝采纳选择。但是最终的采纳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对阁票他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随意修改，甚至可以全盘否定。明人范守己曾在徐阶处看到世宗谕札及改定旨草，得出的结论是“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之，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十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别札谯让或讦责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11]248。嘉靖中后期，世宗深居西内，沉溺斋醮，借操纵首辅以控扼内阁，影响朝政。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对嘉靖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嘉靖帝对于内阁首辅予以特别的关注。嘉靖中后期，他多选择那些对自己恭敬顺从的大臣，出任首辅，以便于控制。李时、夏言、严嵩三任首辅都很典型。他们一味谄媚迎合世宗，惟皇帝是从，依附皇权以确保自己的地位，致使嘉靖中后期内阁毫无作为。如此也就形成了皇帝驾驭内阁的独特方式。正是这种非正常的政治局面，使张经的靖倭斗争不能直接得到皇帝坚定有力的支持，需要借助内阁来保持君臣的信任关系，内阁首辅成为沟通上下的主要媒介。严嵩正是利用这种政治局面，暗中引起嘉靖皇帝对张经的猜疑，以达到打击异己的目的。
    嘉靖朝是明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尤其嘉靖中后期形成的以皇帝与内阁首辅为轴心的政治体制，加剧了政局的变化。内阁首辅的专权要完全依附于皇权的信任，因而在靖倭战争中前线统帅能否得到决策中枢的信任至关重要。张经领导抗倭，因不能及时奏报倭情，与中央权力核心沟通，引发的不信任，直接酿成他个人的悲剧。嘉靖皇帝作为张经案的决策者，其刚愎自用、独断猜忌的性格是造成不信任的根源。而总督张经与嘉靖皇帝之间的信任关系又被首辅严嵩和钦差赵文华所离间利用。其后长期主持抗倭大局的是胡宗宪，他与督察赵文华友善，又得到了世宗和首辅严嵩的信任，客观上形成了团结一致相互信任的抗倭局面，促成了靖倭战争的顺利进行。
    张经作为嘉靖中后期靖倭战争中的一个显赫的政治人物，抵御倭寇虽然取得重大胜利，却因为严嵩、赵文华的陷害和嘉靖皇帝的昏聩，引颈就戮。由此可知，冤狱是封建政治的附属物。嘉靖中后期，南有倭寇的侵扰，北有蒙古铁骑的寇边，形势严峻。嘉靖皇帝刻薄寡恩，急于求成，前线督抚的一次失误，就可能招来惨祸。朱纨、曾铣、丁汝夔都是前车之鉴。“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而弄权者借以行其私，……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4]5401。嘉靖中后期特殊的政治格局是政治腐败的集中体现，皇帝昏庸，权臣当道，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前线督抚身处险境，张经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