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都有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和界定，目前我国理论界尚有一些争议。下面针对争议中的观点，就其中的两个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
    在这一问题上，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报刊在已发表的论文和讨论综述中作了相应的表述和归纳。在这些综述中我以为较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第4期刘毅强的《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概述》，《实事求是》1993年第5期怀谷、陈紫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讨论综述》，中共中央党校《党校科研信息》1992年第24期《关于邓小平的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和1993年第9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研究述要》等。把已经发表的这些观点归纳起来，我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七种时间界定。第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时间界定是1978年12月。第二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时间上又有四种不同界定：1975年；60年代初；1956年；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第三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时间上也有两种不同界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
    我基本同意龚育之在《线索和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见《文化报》1993年6月23日）一文中的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在上述三种观点、七种时间界定中，只有第一种观点、第一种时间界定是准确的合理的。另两种观点、六种时间界定虽各有其所持的理由和依据，但均欠准确和恰当。
    据我看来，构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点，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和以往同类理论相比，必须具有明显的历史转折的标志。第二，必须符合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符合上述两个基本条件，构成邓小平理论形成起点的时间界定，只能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邓小平同志在谈及建国以来的历史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指出：“从1949年建国开始，一直到1957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一些重大成就……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页）“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同上，第269页）还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底开始，我指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上，第81页）。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时也曾明确地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里所说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也就是代表党中央明确地告诉我们：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在形成起点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不容再有任何模糊。
    主张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挪的同志，其主要依据之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称谓是十二大开幕词中才提出来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轮廓，是党的十三大才概括出来的。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理论的“定名”“加冕”和作出系统的概括，与理论的形成起点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起始点--“定名”“加冕”--作出系统概括，往往有一个不断实践和不断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果用“定名”“加冕”或者系统概括作理论的起始点，那么，起始点就不是起始点，而是成熟点了。这就实际上否认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完善、成熟过程了。邓小平1989年在谈及党的基本路线时曾经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的。”但是，“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这也就是说，尽管到十三大才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正式概括，形成正式决议，却并不能否定十三大以前的七、八年已经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刍型，并且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开始这样提，这样做了。例如，1979-1980年，就已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同时还相继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认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带有革命意义”，“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等。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既然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已开始形成，难道整个理论还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吗？这不也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能再往后挪吗？
    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点，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移，移到1975年、1956年或者60年代初，甚至移至1949年建国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其所以欠妥，除了上述已经讲过的理由外，还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那就是往前一移，就已经不是属于邓小平理论形成起点的问题，而属于邓小平理论同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的联系与继承问题。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飞跃在理论上的体现是新民主主义论，其主要代表者是毛泽东。第二次飞跃在理论上的体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其主要代表者是邓小平。建国以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会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就因为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的错误，1962年的夸大阶级斗争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搞过火批判的错误，特别是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耽搁了20年经济建设的大好时机。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经验教训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延伸，不是仅仅有继承的一面，而是在纠正错误，继承真理基础上的开拓和创造，是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和理论形成的起点只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再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移，那就会混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关节点，看不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阶段性的质的变化。
    当然，邓小平理论的“起”、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如果追溯它产生的理论渊源、历史渊源、实践渊源和准备酝酿的过程，也可以追溯到1956年后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期实践中所作出的若干独特思考和提出的若干正确主张，甚至追溯到更长的时间（如留苏留法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对邓小平思想的影响，邓一生中的“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等）和更广阔的视野（如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新的科技革命的掀起等）。但是，这正如十月怀胎的小孩，只能把他呱呱坠地之时叫做的生日而总不能将十月怀胎当作出生日一样。
    至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邓小平确曾处于独当一面、总揽全局的地位，形成了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同的一系列新思路与新观点，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短时间内使形势明显好转，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见《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后来也曾说过：“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说改革其实在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年，那时用的名称是整顿，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这次全面整顿被迫中途终止了。邓小平也曾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同上）因而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看，1975年的全面整顿还只能算是一次曾被中断了的尝试，或者叫做这一理论即将诞生前的一次阵痛（另一次阵痛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也仍然不能算作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阶段
    依据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按照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准备和孕育阶段（1956年党的八大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段称为邓小平理论的准备和孕育阶段，是考虑到如下一些因素：
    第一，邓小平从青年时期出国勤工俭学，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一直奔赴在革命和抗日战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作出过杰出贡献，但只有从1956年在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之后，才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第二，1956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年，也是党中央全方位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正确认识的最关键的一年。
    第三，从1956年到1978年，邓小平虽然也犯了一些属于集体负责的错误（包括他自己说的毛泽东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但在好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却因为抵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完整准确地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而曾两次被错误地“打倒”。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好些思想主张，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正确的。搞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不能陷入形式主义，片面追求速度；对待农村中曾经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要作具体分析，要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参阅《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工业企业管理，要从“五定入手”，解决经济体制问题；执政党要自觉接受新的严峻考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监督；对党的领袖，既要爱护，又不能搞“个人神化”；等等。这就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群众基础。正因为邓小平有着长期实践形成的丰富经验、领导才干、崇高威望与伟大气魄，才使得他在此期间两次被“打倒”之后，又重新被启用，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