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里，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
    第一，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作的若干独特思考和提出的正确主张。
    第二，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工作和职务，特别是1975年2月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后，大刀阔斧，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这场全面整顿，尽管只进行了8个月，但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思想，却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前的直接酝酿。它实际上是对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坚持，同时又成为“文化大革命”后进行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先导。
    第三，1977年4月，邓小平率先倡导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后来又倡导、支持、参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党的伟大的历史性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了前奏曲的作用。
    （二）产生和形成阶段（开始产生，形成概念。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形成的起点。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进行了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总结历史四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是全面拨乱反正的阶段，也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始起步并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功的阶段。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最早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为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确定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同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国庆30周年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讲话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基本完成。决议在根据邓小平在此以前多次讲话的指导原则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了最早的理论概括。这个概括所论的十条，虽限于当时条件，有的还不那么深刻和准确，但毕竟是条理化了，毕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规划了前进方向。在这个基础上召开的十二大，形成和提出了一个集中的口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由邓小平提出的口号和基本思想，既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指导原则，又正式给这一理论定名“加冕”，使其有了科学称谓。最先出版的那一卷《邓小平文选》，收入的文章从1975年全面整顿起到十二大以前，正好是邓小平理论酝酿阶段和这个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开始产生、形成主题、形成概念的这段时间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胚胎阶段，邓小平理论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在这些著作中几乎都有它的最初表现形式。从此之后，这个理论就进入了形成阶段。
    （三）展开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
    如果说党的十二大之前四年，我们党的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拨乱反正的话，十二大之后主要的内容则是全面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改革起步在实践中有两大突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沿海建设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必然要求思想解放的深入，理论思考的深入。十二大之后，邓小平将他结集出版的小册子，定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展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这本小册子和其他重要谈话中，小平同志反复阐述的中心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个中心议题的理论思索，促使我们党重新构建关于社会主义任务和目标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理论；特别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同时为我国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强调了“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并且明确地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党的十三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因为十三大报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其次是因为明确地概括和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指出“生产力标准”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再次是因为概括了十二条理论观点，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初步建构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正好是这个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四）走向成熟和形成体系阶段（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便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其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如下一些因素。
    第一，在这五年中邓小平理论经受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局势的严峻考验。1989年的国内风波和在此之后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急剧变化，其严重性是始所未料的。在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风波和变局中闯过关，站稳脚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因而普遍地增强了对这一理论的认同感和执行中的自觉性、坚定性。
    第二，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邓小平理论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这个谈话是在总结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们面临的时机和挑战的基础上作出的。不仅有政治上的鲜明性和针对性，而且有理论上的创造性和深刻性。它既是我们消除困惑，解放思想的新指针，又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指引当代中国历史航船开辟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伟大指针。南方谈话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南方谈话是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第三，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涵义、主要内容、历史地位、重要作用，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报告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根据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历次论述，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报告还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用邓小平的名字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前，指出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标志着这一理论已经成熟，并已形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
    当然，这一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决不意味着这个理论的终结。因为，一方面这个理论实践的时间还不算长，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能还要二三十年时间；另一方面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很多，这个理论还有待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完善和发展。同时，这一理论也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是永远开放着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它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着认识真理的道路，而决不会结束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