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料有限，哀宗时期益政院在讲经论道之外，还在中枢政治中发挥了哪些具体作用，并不是很清楚。但它通过“经筵”的方式，通过讲书辅导皇帝，并在重要的国是中担当哀宗的政治顾问，其地位确实是相当关键的。而且，益政院中的官员都是当时女真、汉族官员中的精英，学识造诣均高出同侪，益政院也同时发挥着哀宗崇重儒术、重用士人的重要象征作用。
    益政院是金朝末期新设立的中枢政治中重要的顾问机构，其院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有宿望、有学识的官员。从上表所列的几位益政院官的身份中，可以发现这几位都是以翰林学士院官员的身份充当益政院官的，以致于王鹗直接称之为“以学士院兼经筵”[5](51)。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益政院官的选拔标准主要是官员的学识和才能，并没对其原职事官有特别限制。那么这种特殊的现象怎样产生的呢？笔者认为这与金后期的科举制度直接相关。金朝非常重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8](卷17)但到了金朝后期，由于“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7](72)只关注那些应试之文，而“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8](卷23)中举者的文学素质明显降低。所以即使状元及第，也曾在章宗时闹出不能应制作诗而被嗤笑的笑话[7](72)。因而金后期能够达到“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者，“不过翰苑六七公而已。”[8](卷23)所以益政院中的几位讲书官，都是如杨云翼这样的翰林官员，正是因为他们学识才能方面的突出造诣。
    翰林官员受到皇帝的重视和重用，似乎说明了他们在朝廷中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而据学者们的相关研究，金代翰林学士院处于翰林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它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走向了“重文词、远政治”的发展道路，其在中枢政治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2](217)。元好问评价金末著名学者王若虚“入翰林，自应奉转直学士，居冷局十五年”[4](286)。被闲置在翰林学士院，不受朝廷重视，才能无从施展。而王若需本人其实是很有政治才能的士人，“朝议以公于中外繁剧，至于坐庙堂进退百官者，无不堪任。”但却被“投闲置散”，且其本人又“不自衒鬻”，结果是仕宦生涯中“百不一试”[8](卷19)，在朝廷中的处境相当尴尬。贞祐南渡后，李献能在翰林学士院任职十年，“京师冷官，食贫口众，”连维持家庭的生活都成了问题[4](322)。当时人对翰林学士院的评论，以及一些翰林官员的实际遭遇，说明这一机构在当时政治地位每况愈下的情况。而翰林学士院在金后期的这种“冷局”地位，以及翰林官员被“投闲置散”，却与翰林官员在哀宗时期在政治上受到特别的重视，表面上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然而从翰林制度发展的过程来看，金末益政院中的翰林官员受到哀宗的重视，恰恰说明了翰林学士院及其官员与皇权之间关系的疏远。唐宋时期翰林官员虽然以草词为主要职能，但作为“天子私人”[1]，他们本身还是皇帝最信任的中枢顾问群体。曾巩曾说：“禁林任亲地密，于夫经营庶务、进退大臣，未尝不预咨询，非独治翰墨、典训辞而已。”对国是发表意见、备皇帝之顾问是翰林官员不容推卸的责任，正因为该群体与皇帝关系紧密，且地位重要，所以皇帝对翰林官员“待遇之宠，不与他学士比”[13](348)。而任职学士院者“皆谓陵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14]这是翰林官员在唐宋两朝中枢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翰林官职成为官员羡慕对象的重要原因。
    然而深入分析金末杨云翼等人得到哀宗的重用，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是翰林学士院的官员，而是因为他们是益政院中的官员。也即是说，杨云翼等人为哀宗讲经论道、参谋国是，并不是以翰林官员的身份参与其中，而是在以益政院官的身份参与这些政事。元好问在《中州集》和《遗山集》中为许多翰林官员作了小传和墓志铭，他一般称这些翰林官员为“内翰”，但却独称杨云翼为“内相”。这不是因为他长期担任翰林官职，而是因为哀宗首先选拔的益政院官即是杨云翼，由于杨云翼年迈多病，哀宗“每召见，公独得赐坐，且呼学士而不名也。”对他本人非常尊重。由于益政院官不仅为哀宗讲书，且参与重要朝政的顾问，“名为经筵，实内相也”[8](卷18)，所以元好问才独称杨云翼为“内相”。益政院官所承担的重要顾问职能，其实正是唐宋时期翰林官员所承担的职能，而金末的翰林官员要借助益政院官的身份，才能行使这种职能。且“内相”一词，本来是唐宋时期对翰林官员的尊称，表示其职能和地位与外朝宰相同等重要[15](3817)。但到了金末，这一尊称也为益政院官所据有，这也正说明了此时翰林学士院政治地位的下降。所以金哀宗时期益政院的设立，和益政院官的构成及其活动，实质上恰恰说明到了金朝后期，翰林学士院与皇权之前已经非常疏远，其重要的顾问职能也丧失殆尽。正如宣宗在起复翰林官员赵秉文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时所言“卿春秋虽高，以文章故复用卿”[16](247)。皇帝看重的，是翰林官员的文学才能而非政治能力。
    以上的考察说明，金末设立的作为皇帝顾问机构的益政院，是哀宗改革积弊，整顿政治的重要机构，同时也是其敦崇儒术、重用士人的重要表现。益政院官以经筵的方式为皇帝讲经论道，并参与重要国是的讨论和顾问，是当时重要的中枢政治机构。而益政院的这种职能，和益政院官均由翰林官员构成的特点，实质上证明了金末翰林学士院与皇权之间的疏离程度已经非常显著。益政院实际上取代了唐宋时期翰林官员原有的中枢顾问职能，连翰林官员原有的“内相”尊称也被其据有。它的产生，从制度的角度明确表明了翰林学士院与皇权之间的明显距离，以及翰林学士院政治地位的下降。
    金末的益政院是在金朝迁汴以后，内外政治陷入困境，新即位的哀宗希望改革弊政、有所作为的政治背景下设立的中枢顾问机构。它在当时集中了朝廷官员中学识超伦、博通经史的一批精英分子。益政院官主要以为皇帝讲经论史的“经筵”方式为改革朝政提供裨益。同时，由于与皇帝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们也参与中枢政治的顾问，发挥着重要的“内相”作用。
    而益政院官皆由翰林官员充任的特殊现象，一方面说明了翰林学士院中确实集中了金朝士人中的精英，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原本与皇权关系密切的翰林学士院与皇权之间的疏远，翰林官员已经逐渐失去了亲近皇帝、备顾问的重要政治地位，他们需要依靠新设立的顾问机构，才能发挥原有的政治作用。益政院的设立，在制度上说明了翰林学士院与皇权拉开的明显距离，学者们所言的翰林学士院“重文词、远政治”的发展趋势，在益政院这一金末短暂设立的机构中得到充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