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元代的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院与国史院合一后的机构)则继承了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一发展趋势。《南村辍耕录》记载姚枢在任翰林学士承旨之时，“玉堂设宴，歌妓罗列。中有一人，秀丽闲雅，微操闽音。公使来前，问其履历。初不以实对。叩之再，泣而诉曰：‘妾乃建宁人氏，真西山之后也。父官朔方时，禄薄不足以给，侵贷公帑无偿，遂卖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乃遣使诣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栉，即令教坊检籍除之。公得报，语一小史曰：‘我以此女为汝妻，女即以我为父也。’史忻然从命。京师之人相传以为盛事云。”[17](271)元代的学士院官员可以在玉堂中设宴欢饮，甚至狎妓娱乐，表明这一机构的政治色彩和政治严肃性已经相当淡化，这和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位重地近、管理严密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也正说明了到了元代，翰林国史院政治重要性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与中枢政治的进一步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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