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孔门大贤，相传其著述曾被汇集为《曾子》一书，然而关于今本《曾子》十篇的著述时代，研究者却歧义甚多。近年出土了郭店楚简包括一部分儒家文献。这些文献虽然尚不能断定有直接出自曾子之手的作品，但却为研究《曾子》著述时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论据。
    一
    《曾子》一书，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中儒家类列有“《曾子》十八篇”，班固自注谓“名参，孔子弟子”。可见，《曾子》一书在班固时尚存，并有十八篇。班固认为这十八篇为曾子所撰。其后，《隋书·经籍志》谓“《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此外新、旧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文献通考》、《山堂考索》等所记俱作“《曾子》二卷”，然而在唐宋之际，《曾子》书可能已有散佚。
    今本《大戴礼记》中存有以“曾子”开头的十篇文字。这十篇是否出于曾子、是否班固所列“《曾子》十八篇”的一部分，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这又涉及到《大戴礼记》的成书问题。《大戴礼记》与《礼记》分别出于西汉时期儒士戴德、戴圣之手，从古文献所记两书的来源看，两书皆选录自孔门七十子后学所传有关古礼的《记》（注：关于这些《记》，《汉书·艺文志》“礼类”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东汉大儒郑玄谓“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礼记正义》引）。晋人陈邵谓“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周礼论序》）。因此，《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两书同源，皆出自这些讲古礼的《记》。），换言之，大、小戴《记》两书几乎是同源的。这些《记》篇数很多，其内容十分庞杂，并非仅局限于“记”，甚至有些被认为是“记”者本身就是经，（注：见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曾子》十八篇可能就杂存于其中（注：宋儒晁公武曾谓：“今世传《曾子》二卷，十篇本也。……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记》，汉有《礼经》七十篇，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是时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与否。”（《郡斋读书志》卷三）他以疑问的口气提出问题，怀疑《曾子》即在《记》中。）。从儒学传承的角度看，《大戴礼记》的编定者极有可能从古文《记》中选录了《曾子》书的全部内容。然而，斗转星移，文脱简散，《大戴礼记》全书竟佚失过半，其中的《曾子》亦难逃其运，部分篇章随之亡佚，仅有十篇幸存。但是，可以推测，世传单本《曾子》至迟在唐宋时已不见于世，因为唐宋时人们所见《曾子》内容已不出《大戴礼记》所载者（注：唐代魏征编《群书治要》，其中的《曾子》十篇与《大戴礼记》所存者不仅前后顺序一致，而且文字也基本相同。马总编《意林》，情况亦复如此。晁公武以家藏《曾子》“与温公所藏《大戴》参校，颇为是正”（《郡斋读书志》卷三）。可见，唐宋时通行的单本《曾子》事实上即《大戴礼记》所保存者。）。因而，《曾子》一书实是依靠《大戴礼记》才得以流传的。
    关于《大戴礼记》中《曾子》十篇的真伪，人们的认识颇有分歧。或认为《曾子》十篇为先秦古书，出于曾子及其弟子一系，如王应麟即谓《曾子》一书为“曾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汉书·艺文志〉考证》）。高似孙亦谓“《曾子》者，曾参与其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讲论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子略》）；或以为《曾子》为晚出伪书，如黄震谓“《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黄氏日钞》卷五十五《读曾子》）。关于《曾子》书的性质，过去由于材料缺乏而不能做更多的研究，现在由于郭店楚简的发现，其部分内容，为研究《曾子》书的性质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这就可以使我们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前进一步。
    二
    郭店楚简出土有《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缁衣》基本一致。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竹简写成的时代应当更早， 一般认为，《缁衣》篇的写作时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这说明今本《礼记》的确包括着先秦时期的文献，而非有的学者所说《礼记》诸篇全出自汉代。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同源，因此可以肯定，《大戴礼记》中也必定包括着不少先秦时期的文献。然而，其中的《曾子》十篇是否也是先秦文献呢？
    《曾子》十篇内容，曾被其它先秦文献征引，《吕氏春秋》《荀子》两书皆有不少处引用《曾子》书。荀子活动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98 年至前238年之间，《吕氏春秋》成书的时间，据专家推测在前241年（注：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所附《〈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因此，《曾子》的成书至迟不会晚于前241年，而郭店楚简《缁衣》篇的内容， 则可以进一步证实《曾子》为先秦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