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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重讲述的这种情形，与今两广地区传统民居的建筑朝向选取状况，也完全吻合[151]，说明整个岭南地区，情况大体都与其相似。张重不仅生活年代比西晋的左思要早很多，而且亲身生活在远比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更有条件“开北户以向日”的日南郡（清初人屈大均谓张重为合浦人[152]，未详所据。若是这样，张重论“开北户以向日”的情况，更应包含有岭南今两广地区），他对汉明帝所做的说明，显然更加可信，而左思以下诸人对所谓“北向户”的解释，不过是文人望文生义，想当然耳。这样，也就不必一定要在北回归线以南，才会有门户北向的住宅。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之间，秦朝的南疆，应是划南岭与越人为界。《史记》云秦之南界“至北向户”，意即南临与中原建筑形式有别的“北向户”区域。 因此，上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的还是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时的疆界，并不存在顾颉刚等人所说的“倒记”事项问题，所以，也就不能援依此例，来推延秦朝划分三十六郡的时间。 钱大昕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他对秦三十六郡设置时间的解释，过多地背离了《史记》的本义。于是，钱氏又后退一步，回护其说云： 且南海三郡，不必定在（秦始皇）三十三年。考《南越尉佗列传》，秦已并天下，略定扬越，至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其云“十三岁”者，据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数之也。《王翦传》先言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后言二十六年，尽平天下。依此二文，则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正当有南海三郡矣。[153] 钱氏复有说云： 当秦初并天下时，王翦南征百越，已有（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之名，但因其君长，俾自治之，如后世羁縻之州，其后使尉屠睢略取其地，黜其君长，置官吏如内郡，则在三十三年，故本纪特书之，传与纪互见而两不相妨。[154] 这里实际上是说南海等三郡，本来就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时，与其立论初衷，已经颇有违异，可以说，几乎放弃了三十六郡为始皇末年秦郡总数的说法。 今覆按《史记·王翦传》可知，王翦在“平荆地为郡县”以后、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前，确实曾率军“南征百越之君”，但是，在《史记·王翦传》中，并没有此役是否取得成功的记载[155]。如同西汉朝廷累次出兵征讨匈奴而却常常无功而反一样的道理，王翦率秦军出征百越，并不等于秦廷征服百越，更不能等同于其据有百越之地。 秦内地移民“与越杂处十三岁”，是钱大昕论述这一问题最为得意的证据，而前人虽不同意钱氏的观点，除毛岳生、刘师培稍有论列而又未得其法之外[156]，其它大多数人，对此却未能稍置一词以相辩驳，甚至有人竟以《史记》这一记载其义“本不可晓”置之[157]。这样，尽管众多学者可以不依从钱大昕的结论，却根本无法使其折服。其实，这一记载并不像钱大昕所自信的那样，别无其它解释。 首先，既云王翦南征百越，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因其君长，俾自治之，如后世羁縻之州”，一般就不会迁徙内地居民与百越土著“杂处”。因为从后代的历史状况来看，朝廷是否移民入境，本是羁縻“自治”之边地与王朝本部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只有设官置吏，才有可能移民实边，不然所移入的内地居民，将无所统属。 其次，秦廷移民岭南，《史记》之明确记载，有下列诸次： （1） 在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时，“以适（谪）遣戍”。 （2） 秦始皇三十四年，“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58]。 （3） 秦始皇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159]。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被迁徙到岭南地区。 综计上述诸项“以谪徙民”事件，都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160]。所以，钱大昕所云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起，即有内地迁谪之民徙入百越居地与其杂处，在史籍中找不到相关记述作印证，而秦人“与越杂处十三岁”的记载，却可以做出与钱氏完全不同的解释。按照上述记载，秦人最早迁徙谪处之人入岭南戍守，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包括本年当年在内，由此下延十三年，为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正当刘邦击灭西楚而一统天下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才是西汉王朝的开国之年。 在这一事实基础上，再来仔细斟酌《史记》关于秦人“与越杂处十三岁”的记载：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南海僻远，……可以立国。……”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161] 很明显，上面一段文字，是依照西汉王朝的视点而展开叙述。从“秦时已并天下”到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这一段内容，都是在追述“高帝已定天下”之前的情况。所以，其“与越杂处十三岁”云云，正应该是由设置岭南三郡的秦始皇三十三年，下延至刘邦“定天下”的汉高祖五年[162]。由此可知，钱大昕以为秦人“与越杂处十三岁”的时间下限为秦二世末年，并以此作为始皇二十六年已置有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的坚实论据，其实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史记》的本义；始皇二十六年设置岭南三郡的说法，因而也就失去所有依据，根本无法成立了。 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既然不得跻身于三十六郡之列，就说明钱大昕对这一问题的诠释，其寻求系统记载的基本思路虽然十分合理，但具体的目标指向，却存在着严重的偏差。这是因为《汉书·地理志》胪列的三十六郡，并不完全可靠，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显然出自班固的错误编排。因此，还需要另行探索正确的路径。 三、论裴骃说之不宜弃 钱大昕之误入歧途，在于其过分信赖《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乃至竟谓“孟坚所不能言，后儒阙其疑可矣”[163]。其实，并不是舍弃了《汉书·地理志》的线索，就只能像全祖望等人那样去“纷纷补凑”这三十六郡的名目，完全可以重新审视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以尝试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裴骃《史记集解》的相关内容，直接系于《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这句话的下面： 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郡，与内史为三十六郡。[164] 上述三十六郡中除鄣郡、九原、内史之外的三十三郡，全祖望等人也公认其应属于三十六郡之内；而鄣郡、内史和黔中这三个郡，在钱大昕依据《汉书·地理志》推定的三十六郡当中，则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所取代。 在裴骃之前，西晋司马彪在《续汉书·郡国志》中，对秦郡做出了与班固不同的叙述。与《汉书·地理志》一样，司马彪在叙述郡国沿革时，也是以秦代为起点，并特别着意强调，“《汉书·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165]；司马氏以为，“《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至矣”，所以，“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166]。按照这种想法，《续汉书·郡国志》胪列秦三十六郡，应当一如《汉书·地理志》，可是，司马彪的实际作法，却并不是这样。 《续汉书·郡国志》所列秦郡，总计为三十七个，与《汉书·地理志》相比较，增有黔中和鄣郡两郡，而剔除南海一郡。出现这种情形，颇为费解。司马彪不应该因为一两条不同于《汉书·地理志》的零散记载，便打乱其所信奉的班固既有体系；而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同时设置，理应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司马彪究竟何以别择？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也实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不过，对司马彪这种不合理作法的由来，却能够予以合理的推测。当时，在司马彪手中，除了《汉书·地理志》之外，应当掌握有另一份秦三十六郡名单，这便是裴骃在撰述《史记集解》时所依据的资料。作为一位史书的编述者而不是历史问题的研究者，司马彪没有能力也没有多大必要，来花费功夫深入辨析这两种史料的差异，只需要从中择取一说，或是将二者揉合编汇到一起。可以推测，司马彪是选择了后一种处理方法。 于是，司马彪首先排除掉这另一份名单中的内史。因为内史的性质与普通的郡有明显差异，而司马氏信奉的《汉书·地理志》，已经明确将其与其它诸郡区分开来。然后，再把这一名单中不见于《汉书·地理志》的黔中和鄣郡两个郡，添加到秦郡序列中去。然而，这样一来，秦郡的总数就成为三十八个，与三十六郡之数不符。为弥缝这一矛盾，只能在《汉书·地理志》胪列的三十六郡中减除两个郡，而在这三十六郡当中，明显存在可剔除理由的只有后置的岭南三郡。不知出于什幺原因，或许只是一时疏忽，或许是实在无从下手，只好蒙混了事，司马彪实际上只是随意去掉了南海一郡[167]。这便应当是《续汉书·郡国志》中秦三十七郡的由来。总之，《续汉书·郡国志》所列秦郡中的黔中和鄣郡，不应出于零散的记载。 推论《续汉书·郡国志》秦郡的来源，是要以此来印证裴骃解释三十六郡之史料来源的系统性。清代以来的各派研究者，往往以为裴骃的三十六郡，不过是截取《续汉书·郡国志》的黔中、鄣郡，再凑入内史，以取代南海等岭南三郡[168]；以上分析则试图说明，不仅裴骃不会是杂凑秦三十六郡名目，而且司马彪先前也同样利用过后来裴骃所掌握的这一系统记录，二者有着共同的史料来源。 钱大昕云“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这句话对于历史研究者确实最为重要。只是钱氏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裴骃的秦始皇三十六郡名单，不会是杂凑而成。因古人注疏典籍，不过是就所见相关史料，斟酌别择，比附于正文之下，以事疏说，用裴骃自己的说法来讲，便是“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169]。其撰述方式，初非如清代考据学家一样，稽考众书，参比异同，反复研求，以定其是非正误。故审视裴骃注解秦三十六郡之断然无疑笔法，就可以知道，其必定是依据现有系统资料来移写诸郡名目，而不会是参合寻绎前、后《汉志》，逐一检核勾稽，再添凑内史，以配足其数。如若不然，通读全书而遍注《史记》的裴骃，为什幺不注上《史记》叙述秦代史事时明确提到过的东海（东晦）、淮阳（陈郡）等郡，以凑足数目，而偏偏要注上没有任何相关记载的鄣郡？ 直到唐代初年，还可以见到诸如应劭《汉书集解音义》、服虔《汉书音训》、韦昭《汉书音义》等汉魏间人疏解《汉书》的书籍，完整流传于世[170]；观裴骃《集解》本文，可知其所见汉魏著述更多，而这一时代的著述当中，完全可能保存有后来失传的西汉史料。所以，裴骃注释秦三十六郡，自可据有较早的文献资料。至于裴骃依据的这份资料是否确实可信，则只能通过相关史事来加以验核。 如上所述，裴骃胪列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分三十六郡名目，计有黔中、鄣郡、九原和内史四郡，分别与以全祖望和钱大昕为代表的两家观点相违[171]。下面就来看看这四个郡是否经得起推敲。 黔中。上述四郡中黔中始置于始皇二十六年之前，文献中记载最为清楚，全祖望对此早有考证云： 故楚置。昭襄王三十年因之。汉之武陵。《前志》阙。案《楚世家》、《秦本纪》、《六国年表》皆载之，不知何以班氏不及。至《续志》，始补入之。考《国策》及《史记》，其时楚尚有新城郡、巫郡，秦省新城，盖并入汉中；省巫，盖并入黔中。 王国维、谭其骧等并大致沿承此说，谭氏且进一步考述黔中郡的设置缘起以及设郡后的疆域变化说： 按《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水经·江水注》：巫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是巫县地初入秦当属黔中，后属南郡。[172] 又《太平寰宇记》引甄烈《湘州记》，则记述黔中郡之沿革曰[173]： 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174] 陈伟据此以为，“秦黔中郡一度大致包括通常所认为的黔中、长沙二郡地，后者是在秦始皇二十五年从中分离出来”[175]，所说应是。 鄣郡（故鄣）。在全祖望一派考据学者当中，洪亮吉和刘师培主张鄣为秦三十六郡之一，但是并没有举出其它有力的证据。今周振鹤以为在秦三十六郡之外增设的秦郡中应包括鄣郡，并论述说“鄣郡乃分会稽郡西部置”，而且论定其隶属于项羽西楚封域之内。[176]谭其骧则谓鄣郡虽然不能说“必非秦郡”，其或有或无，自可阙疑，但必定不在始皇初并天下之三十六郡数内；所说与钱大昕“楚汉之际增置”的看法比较接近[17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