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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记述丹扬郡沿革，谓“故鄣郡”[178]。《汉志》中似此仅注云“故某郡”而无具体年代者，凡两见，另一处为泗水国，注云“故东海郡”[179]。清人毛岳生虽较倾向裴骃的说法，却以为鄣郡不当预身于三十六郡之列： 《汉志》凡止言“故”者，若故淮南、故赵、故梁、故东海、故鄣郡之类，皆属汉初所立，义可考核，非钱氏窽言。故说秦郡，不当数鄣。[180] 毛氏所云故淮南、故赵等，皆为汉所立封国。秦只有郡而没有封国，所以仅言“故”字，即属汉自明；而“故郡”则与此情况不同，不标明朝代或帝号则无以知其何所从属。对于这一“故鄣郡”，钱大昕阐释说，这样标注，便可以“明乎非秦亦非汉”[181]。今案钱氏所说，更于情理不合，史家不应有此等笔法，恐怕是钱氏想当然耳。 刘师培曾释此泗水国下“故东海郡”之注语云： 泗水为东海郡分置之国，《班志》于东海郡下仅言高帝置，于泗水国则言故东海，以明东海亦为故郡，此互见之法。 刘师培谓《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与泗水国的自注，为互文见义，自然很有见识；不过，刘氏复以为“既增故字以为别，盖亦指秦郡言”，则恐怕并不符合班固的本义和《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因为班固于东海郡下既已注明为汉高祖所置，那幺，从这一郡内分出的泗水国下所标注的“故东海郡”，自然是指高祖所置东海郡而言，不可能含有“故秦郡”的意思。 这样一来，《汉书·地理志》中只剩下“故鄣郡”这一处与众不同的自注形式。在东汉时整理写定的《越绝书》中，有下列与鄣郡有关的记载： 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汉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为丹阳郡。[182] 两相合并者，只能是当时现存的郡，而不会是过去存在过的“故郡”。据此，则所谓“鄣郡”应名为“故鄣”。宋人刘敞虽然错误地以为秦朝未曾设有鄣郡，但是，刘氏却敏锐地看出：“‘故鄣’，地名自有故耳。”[183]《汉书·地理志》载丹扬郡有故鄣县[184]，东汉沿承未改，萧梁刘昭云乃“秦鄣郡所治”[185]，郡与郡治所在的附郭县同名，是秦汉时期普遍的地名命名方法。如秦九原郡治九原县，云中郡治云中县，代郡治代县，琅邪郡治琅邪县，临菑郡治临菑县，等等。若此故鄣县为故鄣郡治所，正符合当时的一般规律。所以，应当依据《越绝书》来校订《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将此郡名更正为“故鄣”。 三国孙吴景帝永安年间，曾由丹阳郡中分置故鄣郡，领“芜湖以南十三县”，“治宛陵”，故鄣县亦在其中；原丹阳郡仅剩存“溧阳以北六县”。此孙吴故鄣郡治宛陵而却以故鄣为郡名，宋人周应合谓之“复为故鄣”，意即恢复秦人所置“故鄣郡”旧名[186]，所说应是。孙吴设置故鄣郡一事，说明三国时当地吴人，尚且熟知秦置“故鄣郡”之本名。 今本《史记·吴王濞列传》，有文曰“吴有豫章郡铜山”、“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187]，所说都是汉初吴王刘濞的封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亦有文曰灌婴“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188]，此所谓豫章亦当与吴、会稽相邻接。清人梁玉绳等以为这几处“豫章郡”，都应当是“鄣郡”的讹误[189]；今周振鹤亦据《汉书·高帝纪》，论证吴王刘濞封域为东阳、鄣、吴三郡，并未领有豫章，故《史记·吴王濞列传》之“豫章”，均应为鄣郡之误[190]。梁、周等所说应是。不过，谓由“鄣郡”而讹作“豫章”，终不如依照上文所说，将“豫章郡”订正为“故鄣郡”[191]，以释今本《史记·吴王濞列传》之误，乃是后世读书浅人因不解“故鄣”语义，径行妄改为“豫章”，这样似乎要更合理一些。 《汉书·高帝纪》所载高祖册封荆王刘贾诏书，亦误书“故鄣”为鄣郡，孙吴韦昭释此“鄣郡”曰： 鄣郡，今故鄣县也。后郡徙丹杨，转以为县，故谓之故鄣也。[192] 依照韦昭的说法，似乎“故鄣”县本名为“鄣县”，为鄣郡的治所，后来鄣郡迁治丹杨，此地已成故地，所以才改称之为“故鄣”[193]。然而，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丹阳、溧阳、故鄣（德勇案：原作鄣故，应属乙误）、馀杭柯亭南”；始皇于此行并“徙大越民置馀杭、伊攻、□、故鄣”[194]。可见，“故鄣”这一县名，早在秦始皇时期即已存在，韦昭所说，纯属望文生义。 其实，钱大昕对“故鄣”这一县名，曾做过很好的论述。钱氏乃谓“此犹河南之故市、涿郡之故安，当时或别有取义”[195]。若是这样，故鄣作为郡名或者县名所得名的语义，很可能与鄣山有关。《山海经·海内南经》记有“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又《山海经·海内东经》记此山名作“三天子都（山）”，为浙江（今新安江）和庐江（今青弋江）所出[196]，今本《水经·渐江水》亦记渐江所出之山名为“三天子都山”。清人全祖望对此有考述云： 顾祖禹曰：“大鄣山在绩溪县东六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一百五十里，一名三王山。”《祥符图经》云：“即三天子鄣山。”《海经》“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经》因之，盖讹鄣为都。秦置鄣郡，以此山名也。 郭璞曰：“三天子鄣山，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玉山，浙水出其旁。”《寰宇记》曰：“大鄣山，吴、越于此分界。”……予意“渐”字即“浙”字，《水经》误分为二名，《注》引《汉志》浙江者是已。……案《山海经》三天子鄣有三，一曰在闽西海北，即浙江之源也，郭景纯云“今在新安歙县东，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旁”者也；一曰在衡山，即庐江之源也，汉人以霍山为衡山，所谓在彭泽者是也；一曰在海中，则不知其处。说者曰匡庐是西鄣，徽是东北大鄣，婺之永阳亦有三天子鄣，是南鄣，其说当存而不论。[197] 依全氏所说，故鄣郡之得名，自应缘于境内之鄣山；而“故鄣”之“故”字，或与全氏所述鄣山山名不止一处而需要有所区分有关[198]。 黔中和故鄣两郡在秦始皇所设三十六郡之中，都不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本注。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引起后世学者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看法，产生诸多歧异。颇疑班固编纂《汉书·地理志》时，本有一略似后世国史地理志那样经过初步整理的档册，并已确立《汉书·地理志》所采用的叙述体例。今《汉书·地理志》叙述郡国建置沿革，时间以成帝元延、绥和之际为断[199]，就是因为它所依据的是这种经过西汉人初步整理的资料，而不是通西汉一代的原始档案，其整理的时间，即在此一时期稍后。黔中和故鄣各自都有特殊情况，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舛误。 故鄣郡的情况比较简单。此郡既名为故鄣，依《汉书·地理志》通例，若果为秦初并天下三十六郡之一，则应在丹扬郡下注为“故秦故鄣郡”（或“秦故鄣郡”）。原始档案理应如此。应该是因整理档册者不明“故”字为郡名的一部分，径将其视作表示“过去”语义的“鄣郡”的修饰语[200]，以致视原文为迭床架屋，径行减省掉“故秦”（或“秦”）二字，只剩下“故鄣郡”字样。这种形式后来则为《汉书·地理志》所盲目承用[201]。 清人惠栋，本来依据《越绝书》，早已看出《汉书·地理志》丹扬郡下自注之“故鄣郡”，应当将“故鄣”二字合在一起，读作郡名，可是，不知出于什幺鬼使神差的原因，在离正确的答案只有一步之距的时候，惠氏竟硬是不愿意指认秦有“故鄣郡”，《续汉书·郡国志》记东汉丹阳郡系“秦鄣郡”，理应订正为“秦故鄣郡”，而只是说：“此则‘故鄣郡’汉元以来所置无疑。此注误加‘秦’字，脱‘故’字，当是正者也。”[202]这样的结论，实在令人费解。 黔中郡产生舛误的原因，则要稍微复杂一些。近年发现的里耶秦牍中提到有洞庭郡[203]，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秦朝文书中记有苍梧郡[204]。据目前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牍，前者见于记录的最早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后者也是发生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至二十八年两年期间的事情。陈伟研究后推测说： 秦始皇二十五年将原黔中郡一分为二后，西北部没有沿用黔中旧名，而是改称“洞庭郡”，东南一部则称作“苍梧郡”，后世以“长沙郡”称之，大概是采用汉人的习惯。[2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