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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对周边民族的影响与控制，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征服，而是通过建立一种臣属关系、一种册封与朝贡关系来实现的。日本在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外族入侵的征服过程（但外来移民与日本本土原住民之间小规模的部族战争是存在的）。这一点，除了日本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之外，还与东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政策，即通过建立臣属关系进行羁縻统治而不进行直接统治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5古代西日本统一王国的出现 公元3世纪中后期到公元4世纪初，日本列岛的倭人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畿内地区出现了强大的王权。在5世纪，以大和盆地为中心，在日本各地出现了定型化的前方后圆坟。大型古坟中埋葬的是当时日本各地的共同体首长（王）及其亲族。古坟的坟墓形制还表现了当时各地域社会之间存在的某种表示地位高下的身份秩序4 。 不仅大型古坟，古坟时代的住居形态也印证了共同体首长与共同体普通成员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在弥生时代，氏族首长与共同体成员共同居住在聚落中。到了古坟时代，出现了专为氏族首长建造的大型住居，称作“豪族居馆”。这种类型的古坟时代的大型住居，目前在东日本和西日本地区已发现了六十余处。5 “豪族居馆”往往带有围栏、环濠等防御设施。其中的高大房屋也是一般聚落中没有的。“豪族居馆”与农业聚落中的竖穴住居形成强烈的反差，凸显了氏族首长与共同体成员的对立。原来作为共同体代表的氏族首长逐渐转变为共同体的统治者。 古坟中出土的随葬品中铜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之一。迄今为止日本出土的铜镜中，大多是从古坟时代的坟墓中出土的。就著名的三角缘神兽镜而言，迄今出土了近400面。其中的80%是从全国的140座古坟中出土的。一次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奈良盆地东南部的黑冢古坟，共出土了33面铜镜，其墓葬年代约为4世纪前期6。 这些铜镜在各地古坟中的分布状况，反映了各地首长阶层的权威和社会地位。到了5世纪，日本各地的古坟群特别是畿内大和地区的古坟群中，开始盛行随葬铁制武器和武具的风俗。从技术来源上看，日本古坟时代的铁制武器和武具与东亚大陆特别是朝鲜半岛南部的铁器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日本的这些铁制武器中，包括了种类繁多的攻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和武具。因此5世纪又有“甲胄的世纪”之称。日本学者田中晋作在研究中指出，各地的大型古坟群，特别是大和地区的古坟中出土的武器和武具，数量多，种类全，且质量好。这说明5世纪以后，先进的武器和武具制造技术是掌握在各地最有势力的豪族手中的。这一重大的变化，不仅说明当时的军事技术、武器制造技术大大提高了，同时也表明武力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了。7 这时期的大和王权中可能已出现了原始形态的常备军。这时期日本国内的部落统一战争也反映在中国方面的史料中。在《宋书？倭国传》中记载了升平二年（478年），倭国王武（相当日本古代史籍记载的雄略天皇）给中国刘宋顺帝的上表文，全文236个字，用魏晋文体写成。文中提到倭王武的前辈们曾亲自率兵，“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上表文提到的这些被征服小国的具体数量，目前只能看做是一种文字修饰，不过这种部落间的征服活动应当是存在的。上述“征服战争”与中期古坟出现的大量武器随葬品的现象是一致的。这些都表明大和地区的王权是通过武力征服统一西日本的。 在大和地区的倭王权统一西日本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王权的统治组织和机构，这一点也反映在日本国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金石文史料中，比如镶嵌在铁剑和大刀上的铭文。主要的刀剑铭文有三例，即千叶县市原市的稻荷台一号古坟的“王赐”铭铁剑、熊本县菊水町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银镶嵌大刀铭和埼玉县行田市的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金镶嵌铁剑铭。从这三件铭文史料中可以知道，大和王权的统治者当时称作“王”或“大王”。他们拥有“治天下”的权力，这个“天下”包括王所在的地区，也包括被他征服的地区。另外，通过铭文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已存在王的权力机构--官厅，即铭文中所说的“寺”。8 同时，从铭文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倭国存在着历代“奉事”于倭王的豪族集团。他们和倭王权共同构成了倭国的统治组织。 6倭王权的东亚外交方针 在加强对国内统治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为了获得朝鲜半岛的铁资源），倭王权还努力加强其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当时倭王权的外交方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中国南朝积极交往，致力于成为南朝册封体制下的属国；另一方面是仿照中国的册封体制，试图在自己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所谓“倭本位”的地区性册封关系。这个范围主要是指包括百济、新罗在内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诸国。由于东亚大陆存在强大的中国王朝，因此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得到中国王朝的认可。当时倭国王们向中国皇帝申请得到的称号是“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样一个很长的称号。同时，倭国王不仅要求中国皇帝为自己加封，而且还要求对自己的属下加封各种将军称号。这些称号也许是只能在朝鲜半岛使用的外交称号，不过也可以推测，这些在东亚外交活动中获得的称号，在日本国内倭王权的统治组织内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就是说，倭国王和他（她）的属下也有可能根据中国王朝的册封制，在日本国内建立与这些官职相应的官府（类似都督府、将军府之类的官府）。9 在文献和金石文中记载的一些日本古代的官职名称，如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中的“典曹人”，稻荷山古坟铁剑铭中的“杖刀人首”，以及《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司马曹达”的“司马”，可能就是这样的官府中的成员。 7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政体性质 根据日本出土木简的记载，倭王对内开始使用天皇的称号是在公元7世纪的中后期，也就是在645年的大化改新之后不久。7世纪中期至8世纪初期是古代天皇制国家形成的时期。首先，古代天皇制国家政体在本质上是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君主制国家。根据8世纪时颁布的律令法典（《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的规定，天皇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力在统治原理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律令法典是由古代天皇颁布的，但律令法典中并不包含约束限制天皇权力的规定。其次，古代天皇的王位在极小的范围内继承，具体说是在有血缘关系的皇族内部世袭继承。再次，政府官吏的地位与他的贵族爵位（位阶）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位阶高的人才能成为高级官吏，而几乎所有高级贵族的位阶都是由天皇直接任命和授予的；就是说，天皇和由他任命的贵族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因此，日本古代国家的权力体系，即古代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权力体系，是封闭性的，而不是开放性的。以上三点可以视为日本律令制国家政权的最重要特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古代史学界关于古代律令制国家的政体性质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因而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另一种观点根据对古代诏令的起草、审议和实施的机构--太政官（相当于我国古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结合体）的详细考察，认为日本古代国家中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于天皇，在身份等级上、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世袭贵族统治阶级，并据此认定8世纪以后的国家是贵族共和制国家（此观点又称“畿内豪族联合政权论”）。10 近年来，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开始倾向于一种折中的解释，即认为日本古代国家中“君主专制的要素”和“贵族制的要素”是同时并存的，不能简单地用一方否定另一方。11 不过，笔者认为，以往有关日本古代太政官对天皇权力的实际上的制约和分割的精细研究以及对畿内、畿外贵族实际统治权力的研究，都未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天皇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天皇的身份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因此日本古代国家政体的性质只能是君主制，而不是贵族共和制。 古代天皇是从此前的倭王权演变而来的，7世纪以前日本的专制主义王权并不发达。日本的律令法是从中国引进的，具有专制君主国法律的特征。在律令法律制度下，天皇获得了更高、更强的权力。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建立起由官僚管理的较为完备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组织。通过律令制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赋税制度和土地制度），古代天皇实现了对日本列岛各地（当时主要指日本关东地方以西的地区）人民的直接统治。但是，利用外部移植来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对7世纪的日本古代王权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所以，立法、执行和司法的具体实施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畿内地区的中央贵族，特别是有中国留学经历的贵族（遣隋唐使节）。这样看来，在律令、法律上具有专制君主地位的天皇在对现实社会的行政管理中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央贵族的权力制约。因此说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是一种“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君主制国家”。 三、 日本国家形成的一般特征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涉及众多方面的研究课题。比如，铁器的传入和制作，国际间或倭人社会内部各地域间的贸易、交换关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变化，汉字的使用，外来移民，国造制、部民制、屯仓制、律令制等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体制的建立，都城的建造，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等等。笔者姑且先越过这些问题，归纳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一般特征。 首先，日本古代国家是相对独立地由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建立起来的。这主要是与日本独立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古代国家既不是外族征服的结果，也不是先从属于东亚地区的某个先进国家，然后再分离后形成的国家。 其次，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外部条件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说，就是东亚大陆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日本古代国家与中国等东亚诸国的交往中，其接受大陆文化影响是通过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实现的，在这样的文化影响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法则”（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在起作用。12 一种是政治势力扩展发展的“法则”。就古代东亚世界而言，当中国王朝权力稳定、实力强大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诸民族就会积极地加入到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中来，依存于这一权威，特别是这些周边民族的社会内部不安定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相反，如果中国王朝的强权衰落，出现政治混乱时，周边诸国、诸民族的王权就会一起脱离这一体制。另一方面，当中国国内出现复数的王朝，并互相抗争时，日本等周边诸民族的王权便成为远交近攻的对象，有时还会受到厚遇。由于存在这样的“法则”，在中国王朝强大或国内出现复数王朝的条件下，与中国王朝接触的周边民族的王就被编入册封体制内并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在中国王朝衰落和发生动乱的条件下，周边诸国各自独立，因而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在日本古代史上，倭的奴国王、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和倭五王出现在中国的正史中，都是发生在前一种条件下。第二个“法则”是文化和文明传播的“法则”。在日本接受大陆文化影响时，都是通过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实现的，即便在日本加入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的时期也是如此。因此，日本引进中国文明的过程还体现了日本自身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取舍主要取决于当时日本社会内部的需要。回顾弥生时代以后的历史，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利用大体上存在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器物技术到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过程。这些经过选择取舍的外来文化与各时期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发展水平大致是相适应的。 最后，与典型的原生形态的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比较短暂的。本来，国家形成过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时间上是无法进行比较的。不过，如果两个地区文明存在密切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比较。以东亚大陆上的中国为例，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诸制度，比如，农耕生产技术、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行政官僚制和法律制度等，都是在非常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与中国相比，日本则是在较短的1000年至1200年的时间里把这些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成功地吸收进来，形成了古代国家。在从古至今的任何一个时代，世界上都存在着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落后民族总是面临着是否向先进文明学习的选择。美国的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化》13 一书中，在谈到文明与进化时，曾使用了“历史落伍者的特权”这一术语，意思是说落后国家可以容许或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完成的发展模式，从而跨过整个中间发展阶段。可以说在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日本人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特权”。 注释： 1.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879年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和1880-1881年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已有关注。他在摘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时，指出氏族血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的关系纽带。他写道：“于是，德莫、地区部落和国家代替了氏族、胞族、部落等。但是它们（即后者）仍作为世系的系谱和宗教生活的源泉而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也就是说，“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和以地区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曾长期并存。”《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3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