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遭遇了极其严重的灾荒，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灾救灾运动。重视灾荒的记载和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但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史学视阈内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一）研究状况
    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灾荒的发生而开始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为了领导灾区人民顺利度过灾荒，就灾荒发生的原因及如何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发出了各种文件和指示。在今天看来，这些文件和指示可以作为学者研究灾荒史的史料，而且是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的开端。1954年，何定华所著的《怎样做好生产救灾工作》[1]，总结了湖北省4年多来生产救灾工作的经验和开展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怎样领导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做好灾区救济工作以及如何开展灾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且结合实例作了具体、扼要的论述。这本小册子可视为有关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最早的一部公开出版的专著。这个时期灾荒史的研究是出于抗灾、救灾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对策研究。
    民间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孟昭华、彭传荣合著的《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2] 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建国40多年来党和政府有关灾荒工作的各个方面，如灾荒释义、成因、灾荒实况、救灾指导思想、救灾方针政策、防灾建设、抗灾斗争等等，涉及广泛，内容翔实，立论妥切，很有参考价值。但这部著作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即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论述不多。进入90年代，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阵关于清代、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热潮，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有了重大创新，而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尚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20世纪80～90年代应该是学术界深入研究建国初期灾荒史的一个契机。首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这个大的改革背景下，民政部门开始考虑救灾体制的革新并对以前的救灾体制进行反思。其次，1987年12月11日，第42届联大通过了169号决议，确定1990～2000年为“国际减灾十年”。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倡议，决定从1990年开始开展中国“国际减灾十年”活动，到2000年结束，其宗旨是：积极开展减灾活动，“增强全民、全社会的防灾意识，提高我国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的水平，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3] 标志着中国防灾、抗灾、救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也为灾荒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民政工作不过是情况加政策，没什么学问，没什么理论可探讨。”[4] 忽视了对灾荒史尤其是建国初期灾荒史这个课题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逐步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有关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有十几篇。比较重要的有：赵朝峰的《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5]，殷月兰的《建国初期抗水灾》[6]，许虹的《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救济灾荒、失业问题简述》[7]，郭贵儒、陈冬生的《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渡荒工作述评》[8]，温艳的《建国初期汉中的自然灾害与救灾》[9]，高冬梅的《建国以来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10]，《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11]，刘大禹的《试论1954年水灾和建国初期农村集体保障制度的关系--以1954年湖南水灾为例》[12]，陈冬生的《建国初政府赈灾研究》[13]，谢涛的《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为个案》[14]，蒋志强的《建国前后苏北水灾及救灾工作述论》[15]，荣宁的《周恩来与新中国的灾荒救治》[16]，等等。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建国初期灾荒史的学术性专著。孙绍骋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17]，更加注重从理论层面上对当前国家的救灾、减灾机制进行研究，而建国初期的灾荒史并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康沛竹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18]，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国情报告、报章杂志以及民政部、卫生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公布的资料，对建国50多年来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防灾、抗灾、救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以说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建国后灾荒史研究最具学术性、论证最深入的一部著作，但该书在总结建国初期抗灾、救灾的经验教训时，更多的是从水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入手，对于抗灾、救灾工作本身及救灾体制存在弊端的研究略显薄弱。
    综观这一阶段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深入程度看，较之以前都有了显著进步。学者围绕建国初期的灾情、灾荒发生的原因、救灾度荒的举措及成效、防灾救灾的思想和当时的救灾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灾荒的成因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建国初期之所以发生大的灾荒是由于水利设施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19]，而且长期的战争使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降低了人民救灾度荒的能力；此外，由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国民党的大肆搜刮，人民群众贫困不堪，丧失了救灾能力。[5]
    2.关于救荒的举措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学界认为主要的救荒举措有：大力发展副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20]；通过节约捐输、自由借贷、互助生产等方式开展社会互济[19]；实行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及时发放救济物资。[5]
    3.建国初期救灾体制的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实行中央统一决策、部门分工实施的领导体制；以地方政府为主，按行政区域采取统一的组织指挥；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发动灾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援灾区。[18]（pp.121～122）
    4.关于抗灾救灾的成效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使生产救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灾情得到遏制并趋于缓和，击破了蒋匪敌特制造的各种谣言，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3] 还有部分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认为建国初期的灾荒既考验了人，也锻炼了人，在经济和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积累了丰富的抗灾经验，救灾体系日趋完善。[9]
    5.建国初期抗灾救灾的经验教训有学者认为党和政府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救灾，忽视了对防灾、避灾的理性探索；在救灾过程中由于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政府大力提倡开垦荒地，致使毁林开荒的事件时有发生。而植树造林主要是速成林，解决烧柴问题，生态林比例很小。[9]
    21世纪以来，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逐步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说来还存在三点不足：
    第一，没有把这个时期的灾荒与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运动和重大事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是说，过于注重灾荒本身的研究，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缺少对背景的研究。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尤其是缺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在评价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防灾救灾思想和救灾体制等问题时，总体持肯定态度，反思的程度不够。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防灾救灾思想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形势，抗灾救灾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还存在一定缺陷：（1）救灾款的发放使用与国家的财政状况不相适应。当时救灾体制的核心是国家出钱救灾，资金渠道单一，经费严重不足，既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也助长了地方政府和灾民的依赖思想，不能把农民防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2）当时救灾体制的出发点是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尽管国家拿出了大量资金用于救灾，但由于被破坏的生产条件没有资金恢复，因此一些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恢复，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要求，有限的救灾资金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1985年5月11日，民政部长崔乃夫在全国民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经提出“民政经济”的概念，他指出：“民政经济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少花钱，多办事，争取最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21] 建国初期的救灾做法从“民政经济”的角度讲显然不是最合理的。（3）受条件的限制，当时的救灾体系单纯依赖行政手段。逐级上报灾情，逐级下达救灾款物，周期很长，有限的救灾款不能及时送达最困难的灾区。（4）救灾工作缺少总体规划和宏观设计，各有关部门没有形成救灾的有机整体，救灾理论、救灾组织、救灾装备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当然，存在这些缺陷是受建国初期的艰苦条件所限，但是只有指出建国初期救灾体制的弊端，才能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当前的抗灾、救灾和减灾工作服务，这也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功能。
    （二）史料状况
    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呈现出起步晚、研究内容集中、许多问题无法深入研究的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关于这段灾荒史公开出版的史料较少。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史料主要有《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22]、《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23]、《怎样做好生产救灾工作》[1]、《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24]、《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2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法规汇编》等[26]。另外，还有两套资料值得翻阅，一是20世纪80年代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写了一套内部文件《民政工作文件汇编》①，收录了民政部关于民政工作的一些文件；二是《民政工作的探索》[27] 一书，书中收录了民政部长崔乃夫1982～1988年的讲话、文稿及函件，共30多篇。这两套资料对研究建国初期抗灾救灾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这些史料对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来说还远远不够，绝大部分关于灾荒史的史料分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馆、主管抗灾救灾工作的部门和相关部门，有待学者的进一步挖掘。还有不少史料零星分布在相关著作中，需要研究者仔细耐心地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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