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船北马，是中国古代南方和北方地区，在交通运输形式上最显著的差别。今陕西省地域兼跨南北，但其主体部分，深处北方内陆，总体上看，在历史时期，航运很不发达。但是，由于关中平原上的今西安城，曾经是秦、西汉和隋、唐时期，这几个重要统一王朝的都城，应从都城经济和政治、军事的特殊需求，也曾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值得重视和研究。
    秦祚短促，刚刚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就被推翻。因此，虽然秦王朝建都咸阳，位于关中腹地，本应为适应都城的需要而在这里发展起一定规模的航运事业，可是，在统一后短短的十几年内，秦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在这方面做出任何建树，就在关东六国旧地的反叛浪潮中，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依然在关中建都。出于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西汉二百多年间，在都城长安附近，特别是利用渭河，大力发展航运，把古代陕西的航运事业，推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本文拟主要从地理角度，对此做一概括性的考述。
    一、自然航道的变迁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在西汉时期，陕西境内一些重要的可通航河道，与现在有所不同。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一一复原当时的状况，但是一些重要河段的变迁，还是可以大致复原出来。此外，出于都城长安的运输需要，西汉时还在关中开凿了大型人工运渠--漕渠，并积极疏凿了其他一些航道。
    （一）长安附近的渭河河道
    渭河在今西安、咸阳以下河段，进入下游。这也是历史时期渭河的主要通航河段。《史记》记载说，西汉时从长安城到渭河口这一段河道，非常曲折萦回，本来这一段的直线距离，只有300多里，可是，弯弯曲曲的河道，却长达900多里[1]。河曲发育，这本是平原地区河流下游河道的正常形态，只是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深入，后来才逐渐通过堤堰等工程措施，限制和阻碍了它的自然发展。渭河的情况，也是这样。
    平原地区河流下游广泛发育的河曲，不仅萦回曲折，延长了河道，增加了航运时间；而且它的平面形态，还经常不断地通过裁弯取直等形式发生着改变，使河道处于连续不断的局部移徙之中。对于航运来说。这意味着航道时常会发生一些小尺度的变迁。由于这种河道变迁，过于频繁而且反复出现，所以，很难对其一一做出具体的复原。
    在渭河河道上，除了上面所说的这种河曲演变之外，还有一种主要是由于地质构造原因造成的河道移徙。这种情况，在今西安附近一段河道，有比较突出的反映。
    渭河水系形成于早更新世以前。在今西安附近一段河道，从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起，就不断向北移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河道北徙现象，是由于渭河盆地是一个新生代形成的断陷盆地。在它的南面，是秦岭山地。在地质史上晚近的新构造运动过程中，秦岭山地持续不断地出现了抬升运动。在今西安附近地区，这种作用，尤为明显。秦岭山地的相对抬升，就造成了渭河断限盆地中的渭河河床，不断北移。
    从卫星照片上，在今西安附近，可以看到四条比较清晰的渭河河道，依次由南向北，并列延伸[2]。其中最南面的两条河道，穿过了汉长安城遗址。因此，这两条河道，显然不可能是汉代的河道，只能形成于西汉以前。关于这两条河道的具体年代，目前还缺乏有力材料来加以论证，只能留待以后研究。由南向北数的第三条渭河河道，正帖近汉长安城址的北面，距汉长安城约二里左右。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证实，这就是西汉时期的渭河河道。
    汉长安城北临渭河，城北面一共有三座城门。其中最西头的城门，叫做横门[3]。正对着这座城门，在渭河上架有一座很有名的桥梁，名为横桥（后来又称此桥为渭桥或中渭桥）。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横桥为秦始皇时期所兴建[4]。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横桥的兴建时间，比这还要早，是战国秦昭王时期始建[5]。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都可以清楚看到，横桥在秦代已经存在，并为汉代所沿用。因而，秦汉时期这一段的渭河河道，也就应当没有什么改变。不仅如此，直倒三国两晋时期，这种情况也依然如故。《汉书·文帝纪》记载有汉文帝登基前夕，由封地代国过横桥而入长安的经过，曹魏时人苏林，在注释横桥的位置时说：“在长安北三里。”[6]魏晋间人所作的《雍州图》，也记载说横桥“在长安北二里横门外”[7]。考古工作者在横门遗址附近的今相家巷村北二里左右的田地里，曾经发现一些古代的木桩和建筑用大石块。据分析，很可能就是汉魏时期的横桥遗址[8]。结合这几方面情况，完全可以认定，汉代的渭河河道，就在长安城北二里左右，这与今天渭河河道距汉长安城遗址有十二里之遥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从秦汉时期起至今，这一段渭河河道，已经向北移徙了十里左右。
    根据杨思植等人通过卫星照片所做的分析，在汉长安城北二里左右的这条渭河河道，大致与汉长安城北面城垣的走势平行，呈西南－东北流向。其具体流经的地点，是由汉长安城遗址向东北，通过今草滩稍北，又经过耿镇南约四里左右，然后穿过今泥河河道，在今渭河北岸，继续向东北流，在今临潼县陈家庄附近，始与今渭河河道相合。由汉长安城遗址向上游西南方向追溯，这条河道则是在今咸阳市东南，由今渭河河道上歧分出来[9]。
    （二）今大荔附近的黄河河道
    黄河自龙门流出山陕间的峡谷之后，河谷骤然展宽，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部和大荔县东部，直道潼关一段的南流河道，左右分别为涑河和洛河、渭河下游谷地，地势更为开阔。由于河道两岸，坦荡无阻，没有高亢的地形束缚；同时，涑河、渭河和洛河几条大水，同时汇聚在这里，水文情况，变化很大，致使这一段黄河河道，在历史时期经常左右摆动，很不稳定。
    迁徙不定的河道，不仅反覆造成“鬼无墓，人无庐，百万田产了无馀”的凄惨景象[10]，使沿岸民众，饱受其灾。而且根据近代水文资料，可以知道，黄河西徙，就往往要袭夺洛河下游河道，与渭河相汇，因而，洛河也就会直接东流注入黄河；黄河河道东偏之后，洛河则又将会复归于渭河。所以，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还直接影响到洛河和渭河下游河道，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汉代以前，战国时期成书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上，记载有一条漆沮水，在泾水之东，注入渭河。按照《尚书》伪孔传的看法，这条漆沮水，就是洛水的异名[11]。这一说法，符合实际地理形势，因而，也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12]。与《禹贡》成书时间相近的《山海经》之“西山经”篇，更明确记述说，洛水注于渭水[13]。因此，在这一时期，洛水应是流入渭河。这也就是说，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若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大体相似，并没有较现在有向西有较大幅度偏移。
    《山海经》和《禹贡》以后，一直到西汉时期，在历史文献中，再没有见到有关这一段黄河河道和洛河口情况的记载，估计可能变化不大。在记载西汉地理情况的《汉书·地理志》中，并存有渭河入河和入渭两种说法：在洛河口的左冯翊怀德县下，记洛河流入渭河；而在洛河源的北地郡归德县下，却又记洛河流入黄河。今人则多遵从入渭之说，而未做详细甄辨。
    对《汉书·地理志》这两种不同说法曾进行过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看法的人，有清朝学者胡渭和王念孙。
    胡渭认为，《汉书·地理志》这种歧说并出的情况，是由于“杂采古记，故有不同”。胡渭以为西汉时洛河应当是入渭；之所以会有入河之说，则是因为“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称洛耳”[14]。也就是说，《汉书·地理志》关于洛河入黄河的记载，是指先入渭河，再与渭河同入黄河。这种看饭，显然是很牵强的。古人记述河流水口归属，总是很明确的，不应这样含混。如果都是这样含混不清，那么，这种记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王念孙的看法，与胡渭不同。王氏认为，《汉书·地理志》北地郡归德县下的“入河”二字，乃是后人妄加，并非《汉书·地理志》原文。他这样看的理由，是东汉许慎的《说文》和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都没有洛河入渭之说，而这两部书的相关记述，又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因而，可以证明，《汉书·地理志》本来只有入渭一说，当时的洛河，与黄河不相关涉[15]。
    王念孙之所以这样看待这一问题，是因为他认为“记大川所入，前后异文，《汉志》从无此例”。其实，不仅《汉书·地理志》不应如此，其他任何一种地理书中，按理也都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一般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往往是由于杂采各种不同材料而在编排时有所疏失所致。后人如许慎、高诱等人，完全可能只采取其中一说，而舍弃相矛盾的另一说；或是只随手摘录所见到的其中一种说法，而根本没有见到与此相异的另一种说法。所以，不能由此证明另一种说法根本不曾存在。
    那么，如何解释这两种相互歧异的记载呢？事实上，这种矛盾情况，正好说明在这一时期，黄河河道有过较大幅度的移徙，并且已经影响到洛河尾闾的归属。胡渭和王念孙都没有意识到，河道是随着时代而有变化的[16]，所以，只是静止地看待这一问题，自然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汉武帝元光六年开凿漕渠之后，河东太守番係在汾阴、蒲坂开垦了河壖弃地5，000顷，浚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就在今大荔东面一段黄河地东岸，这说明当时这一段黄河河道，正向西移徙，所以才会有河壖弃地可耕。番係开渠作田数年之后，“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17]。由于河道移徙而导致河东的渠道引水不利，渠田废弃，这说明这一段黄河河道，又继续向西有所移徙。因为假若是向东移徙的话，就要冲溃淹没东岸河壖上新开的田地，而不是引水不利的问题了。番係在河东任太守的时间不长，元朔五年时，已升任御史大夫[18]。所以，这次河徙，应当发生在汉武帝开凿漕渠之后不久。
    这次河徙，又可以以番係所开河渠的废止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番係在河徙的第一阶段，就已经轻而易举地开垦出5，000多顷新地的情况来看，这次黄河西徙的幅度，应当很大。这一时期开凿的漕渠，也恰好是直接入于黄河[19]，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今黄河在潼关县东北一个叫做“港口”的地方，向东转折。这里地势高亢，由西向东延伸的漕渠，已经无法通过。漕渠最远只能延伸到今潼关县西北的吊桥街一带。因而，当时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也一定西徙到了今吊桥街以西，始转而东折；而黄河西徙至此，也就必然要袭夺洛河下游河道，造成洛河直接入河的局面。
    《汉书·地理志》中洛河汇入黄河的说法，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情况。这次黄河河道移徙最初发生的时间，可能在番係垦田以前不久。因为若是时间已长，就应早被耕植耕种了。从《汉书·地理志》的行文来看，入河之说系于洛源，可能是抄袭汉初资料而未经留意考订；入渭之说系于洛口，则是不大容易疏忽的，说明在西汉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洛水入渭。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中期以后，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重又东归故道，恢复到了战国时期的状况。
    （三）漕渠的开凿
    西汉由函谷关以东地区，向国都长安城输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最初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渭河水运。可是，由于渭河下游河道河曲发育，迂回萦折，当时人称由渭口到长安城下，“水道九百馀里”[20]。这虽然或许有些夸张，可是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大地增加了航行时间，却应当是事实。
    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汉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河南岸，开挖一条人工运河，引渭河水直达黄河，以免却迂曲的河道，徒然耗费航行时日。同时，在航运之馀，还可以利用渠水，灌溉农田，增加关中的粮食生产[21]。郑当时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于是，汉武帝在元光六年春，征发数万人，由水工徐伯负责规划施工，前后耗时三年，在元朔二三年间，完工通水[22]。
    由于史籍记载简疏，漕渠引渭渠首地段，现在已经不易考究。有人根据现代地形，把渠首定在今西安市西北鱼王村附近。这种观点认为，漕渠在这里分引渭水后，缘着汉长安城北今新民村、西营等地北侧而行，在今张家堡附近，与西汉昆明渠相汇，然后东过灞河[23]。新民村和西营，距汉长安城遗址均在二里以上。可是，如前文所述，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和文献记载，汉初的渭河，距长安城也只有二里左右，漕渠不应当反在渭河之外，也不可能紧逼渭河河床。
    渭河在鱼王村附近，河身宽浅，为游荡分汊性河道，难以筑堰引水。而且这里洪枯水期河宽比为1：5，河身变化较大，在渭河与汉长安城之间的狭窄地段内开渠，也有水浸之虞。因此，漕渠不应当在长安城北引水。
    开凿漕渠，主要是为了向长安城输送关东的粮食，而这些粮食，主要是输往太仓储藏。汉太仓在长安城东南[24]，与漕渠相通连的昆明渠，流经其地。但是，昆明渠水量有限，还不足以负载粮舟直抵仓下。昆明渠的水源昆明池，直到唐代，仍然保持相当规模，而漕渠却屡遭废弃，就是因为漕渠的主要水源是渭河，而不是昆明池。所以，只有源于渭水的漕渠主干经由太仓，才能将粮食运入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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