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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渭河和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渭河在汉代是关中也是今陕西最重要的水上航线。渭河东西横贯关中平原之后，汇入黄河，而黄、渭交汇之后，又一直向东流去，直至于海。东西相连贯的黄、渭两河，构成了一条水上航运大干道。通过这条航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关中地区，以保障都城长安的物资供应。同时，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可以顺流东下，由渭河驶入黄河，把关中的物资，输往关东。 在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由汉中起家后，向北占据了关中平原，并吞三秦。然后，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出兵函谷关以东，问鼎中原，与项羽争逐多年。在刘邦与项羽连年争战的时候，军队所需的粮食给养，完全依赖萧何在关中“转漕”输送，才免却乏食之忧[57]。“转”是指用车陆运，“漕”则是指用船水运。从关中向关东“漕”运，当然只能通过渭河。因此，通过渭河水运粮食，在楚汉相争中对于刘邦能够与强劲的西楚霸王项羽相持多年，并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刘邦取得天下，分封功臣、序列位次的时候，才封萧何以头功，并使其位列身经百战的各位将领之上[58]。 刘邦除灭项羽、一统天下之后，开始筹备正式建都。开始，许多人都是主张建都洛阳，只有娄敬主张建都关中，刘邦无所适从，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赞同娄敬的意见，极力主张定都关中。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59] 张良这段话，反映了几个方面的情况。首先，它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萧何转漕关中，确是充分利用了渭河水运，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张良不会讲出“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这样的话来。其次，张良讲述了渭河漕运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社会安定时期，通过渭河漕运关东各地的粮食，以供给京城长安的需要；二是关东各地出现社会变乱的动荡时期，可以通过渭河，把关中的粮食，向关东输送，支持军队平定变乱。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汉初的战乱时期，体现了渭河水运的后一种作用；战乱平定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则主要体现的是前一种运输作用。 在汉代以前，关东地区的经济，就比关中发达，为了充实国都附近的经济实力，西汉时从关东地区强行迁来许多富户，安置在长安城周围地区。然而，这样仍然无法改变关东地区的富庶。正如上面引述张良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主要是从军事方面着眼所做的抉择。也就是说，刘邦选择的是在军事上最有利于控制天下的地点，而不是经济上最富庶的区域。 关中八百里秦川，固然也很富庶，但与广袤的关东平原相比，却就相形见绌了。刘邦虽然定都关中，可却当然也不能不依赖关东这一富庶地区。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既然不能兼于一地得之，也就只能依靠交通运输线，把关东的财富（最重要的是粮食）运输到关中来。粮食重量很大，陆运十分艰难，水运当然要省便一些。张良向刘邦提出，可以通过河、渭航道而“漕挽天下”，就是点明了依靠河、渭航运，定都关中，也可以兼顾关东的富庶地区。显而易见，渭河漕运，本是长安这一国都得以确立和繁荣的一项重要条件，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仅限于长安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时期在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提到过斜水以下的河段，都可以通航，但是，在西汉时期，没有见到实际例证。 在渭河下游河段，沿岸建有京师仓、嘉仓和细柳仓。这些仓储沿渭河而设，都是用来储存、转运渭河运输的粮食。因而，在这些仓储附近，当然也要有码头。 京师仓设在渭河口附近[60]。这里是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京师仓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在今华阴县东北硙峪乡段家城和王家城北的瓦碴梁上[61]。京师仓离开渭河河道，有很远一段距离，但它紧临着白龙涧河。这条河的尾闾，现在已在田野里消失，成为一条断流河，但在古代，却是流入渭河。白龙涧河旧称沙渠水，曾见于《水经注》的记载[62]。估计当时由黄河过来的漕船，进入渭口不远后，就沿着沙渠水上行，在比较接近京师仓的地方，设立码头，卸下漕粮。 设立京师仓和京师仓码头，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渭河枯水期不便航行的季节，可以将由黄河航运过来的漕粮，暂时积存，待丰水期到来以后，再由渭河航运到长安城附近。二是在一些时期，如果感觉渭河航道过于艰难，也可以把由黄河运来的漕粮，在京师仓卸下后，改用陆运，西输长安。三是京师仓也可以积存在周围附近地区征收的粮食，集中后再水运或陆运到长安。现在发现的京师仓遗址，范围很大，整个仓城将近80万平方米[63]，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各方面的功能。 嘉仓在汉长安城东[64]。更具体的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不过，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所以，嘉仓位置，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估计应在城东垣外不远。这样的话，嘉仓应在太仓北面距渭河岸边不远的地方。嘉仓存储的粮食，同样也应与渭河航运有关。因此，在嘉仓北面的渭河岸边，也要有粮食装卸的码头。 过嘉仓码头后，溯流而上，再向西行，到了汉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今沣河入渭口下，汉武帝建元三年，架设有西渭桥，又称便桥或便门桥[65]。桥北头不远，就是细柳仓[66]。咸阳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渭河西北岸上的今咸阳两寺渡村附近，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基址，并出土有“百万石仓”瓦当[67]。可以断定，这里就是西汉细柳仓的遗址。 西渭桥是汉长安城去往西北地区的道路所必经的咽喉要地，细柳仓设在这里，应是出于防守西北边疆的需要。西汉时匈奴强盛，经常在北方和西北方侵扰汉朝疆界，有时甚至深入到关中附近。防御和反击匈奴的内侵、开拓西北边疆，这是西汉朝廷的一项重要事务，而为此所需的大量粮食，很大一部分都要依赖从关东各地，漕运到关中长安城后，再行转输。如汉武帝时征发十万馀人筑城戍守朔方，转漕粮食，“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为此需耗资数百万，朝廷府库，为之空虚。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68]。在长安城西北侧的交通咽喉要地西渭桥北头，设立细柳仓，来囤积关东运来的漕粮，非常便于西北边防调用军粮。 细柳仓不仅可以存储溯渭而上的关东漕粮，而且还可以收储从渭河北岸一些邻近地区征收的粮食。关中平原，“膏壤沃野千里”[69]，特别是“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70]，在渭河北岸建成的郑国渠灌区，在秦时即溉田四万馀顷，使之成为高产农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71]。至汉代又在渭河北岸，先后开凿有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灌溉渠道，进一步大幅度扩大灌溉面积，粮食生产，更为丰盈[72]。这些地区出产的粮食，自可纳入细柳仓存储。同时，如果京城长安有需要，因距离很近，通过西渭桥调运，也很方便。细柳仓紧临渭河，仓下应当就是渭河码头。 渭河流浅沙深，加之下游河道河曲发育，造成航道严重迂曲。这样，给利用渭河航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需要耗费相当长时间。在漕渠开凿之前，每年从关东漕运到长安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当时朝廷与民休息，还没有大肆搜刮徵敛，加之秦人以暴虐失天下，前鉴不远，因此，在各方面都还不至于过分铺张挥霍，国用支出也有所节制。所以，仅仅这几十万石粮食，也已足够内外用度，甚至“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73]。然而，就是这几十万石粮食的运输，也是要耗费很大力气。仅仅渭河一段的运输，每年就要花费整整六个月，也就是半年时间。弯弯曲曲的九百里航道，“时有难处”，漕船航行，十分艰难[74]。 至汉武帝登基以后，朝廷上下，开始日渐奢侈。汉武帝好事喜功，在长安城周围大兴土木，兴造不断，如造建章宫、开上林苑，等等。同时，汉武帝还开辟西域、筑城朔方，在西北和其他各个边地，都大兴军旅。这些内外用度的急剧增加，使得渭河的漕运量，也随之迅速上升。这样，本来相当艰难的渭河航运，也就更为窘蹙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当时提出了开凿漕渠以代替渭运的建议。汉武帝闻知有如此救急良策，自是喜出望外，当即令人兴工开挖漕渠。 漕渠建成后，漕粮运输改从漕渠。按照郑当时最初的设想，由于漕渠航道，比较平直，原来每年需要运输六个月的漕粮，通过漕渠，只需要三个月，可以大大缩短用于航运的总时间[75]。 那么，漕渠的实际效用究竟怎样呢？漕渠在缩短航道方面，确实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解决渭河航道水量不足、流沙淤浅方面，却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漕渠的主要水源，还是渭河。虽然拦截了南山一些河流入渠，但是，这些河流同样也有许多沙石淤淀。在渠内的水量方面，虽然渠道不像河道那样散漫，它可以束狭水流，增大航行水深，可是，漕渠毕竟只分引了一部分渭河水流，而且渭河南岸没有北岸像泾河这样大的支流，渠内的实际水量，比原来的渭河航道，要少许多。此外，整个漕渠航道，从分水到横截一系列河流，需要有一系列复杂的水利工程，从南山流下的河流，流程都比较短，而且出山未远，在洪水季节，很容易出现较大洪峰，冲毁渠道及有关工程设施，特别是像灞河这样较大一些的河流，更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因此，漕渠初开，在解决漕运方面，或许可以奏效于一时，而从长久效应来看，它似乎不会比渭河更好。西汉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史记·河渠书》记载说，漕渠通航后，“漕稍多”[76]，显得很是便利。当时对改善渭河漕运的困难状况，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这种效果，时间很短，作用也有限。因为通水、通航之后，由于漕渠水量不及渭河，挟沙能力也要比渭河低，随之而来的泥沙淤淀，也要比渭河快得很多，很快就会影响正常通航。 以往许多人都把汉武帝时漕运量的急剧上升，归之为漕渠的作用，这是不够合适的。如前文所述，漕渠开通后不久，河东太守番係，在河东即今山西运城地区，开渠种田。番係在提出这一方案时，向汉武帝陈说，开田后可以收得200万石以上的谷物，把这些粮食从渭河运到长安，与使用关中当地出产的粮食，一样便利[77]。番係开河东田地事，乃是在漕渠开通之后，而前文已经论及，漕渠开通于元朔二、三年间，元朔五年六月，番係已由河东太守，升任御史大夫[78]，那么，番係在河东开田一事，只能在元朔三、四年间。这时漕渠刚刚开通，番係却只字不提漕渠，而只讲利用渭河来水运河东的粮食。尽管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漕渠刚刚通航，就被淤塞，还有些唐突；可是，《史记·平准书》又记载说，番係在河东开田、郑当时修漕渠、以及在朔方修渠这三件事情，都是“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79]。这里明确讲到，漕渠并没有能够奏效。《史记·平准书》所说三件事中，番係开田一事，当时并非没有成功，只是数年之后，黄河河道移动，新开田地赖以灌溉的渠道，无法继续引水，这才不得不废弃[80]。《史记·平准书》对于此事，仍以“功未就”称之，可见漕渠应与河东新田一样，虽然最初也有相当功效，可是没有能够使用多久，就不能继续使用，很快即被废弃。从番係所讲的话里，至少可以反映出，漕渠开通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漕粮，要继续依靠渭河航运。 在漕渠通行期间，漕运与渭运一样，也需要使用京师仓转运。所以，京师仓也是漕渠岸边的重要码头。京师仓设在漕渠的东端，在另一侧的漕渠西端，则有太仓，设在汉长安城东南角外[81]。这里正是漕渠主干和昆明渠都经过的地方。因此，太仓下也要设置相应的码头。这个太仓，不仅可以通过漕渠运粮，而且昆明渠还有一条支渠，在长安城东注入渭水[82]。渭河里的漕船，也可以沿着这条支渠，循昆明渠而上，把粮食运到太仓。 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告缗、令吏入粟补官等一系列搜刮民财的措施，由关东漕运入京的粮食数额，大为增加，很快就由原来的每年几十万石，增加到每年400万石；元封年间，更一度高达每年600万石[83]。400万石的漕粮数额，至少要维持到宣帝时期[84]。这400多万石漕粮，除了漕渠初开时，有一短暂时期，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外，其余大多数时间，还是都要依赖渭河水运。所以，东汉时人杜笃曾在《论都赋》中追忆、描绘当时的渭河水运盛况说：“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85]所谓“大船万艘”，自然是夸大其词的文学语言。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西汉关中漕运所依赖的水道，主要还是渭河，而不是漕渠。 渭河航运有很强的季节性。这是受渭河本身的径流季节变化所制约的。渭河70％以上的径流量，集中在夏、秋两季，其余时间，流量不足，无法通行漕船。因此，汉武帝时郑当时说，渭河运粮，每年要耗费六个月左右时间。实际上，这是整个可通航时期内，都在进行漕运。然而，前面已经论述，当时的漕粮数额，每年只有几十万石，后来增加到400多万石、乃至600多万石以后，渭河是否能够单独承负这样繁重的航运量，已经不能不令人怀疑。或许当时已有部分粮食，由黄河运到京师仓后，已改用陆运。史籍简疏，缺而失载，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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