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
    与中共革命的另两个历史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同，抗日战争是全中国的民族抗战，中共革命作为整个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了民族革命的性质。也正因此，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一直是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
    有关争论，主要发生在美国学者之间。早在1940年，曾任燕京大学教师的美国人乔治•泰勒，在对中共华北游击队亲身观察后认为，日本侵略为中共在农村掀起全国性运动提供了大好时机。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是战争引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35）这一观点与前述同一时期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观察显然有别。
    到1960年代初，美国学者詹姆斯•约翰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他认为，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经济剥削、军阀战争、自然灾害等不足以催生农民群众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鼓吹“激进”的土地革命遭到失败，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为当中共游击战争仅在贫农和佃农中间有吸引力，而疏远了中农、富农和地主时，它是很难稳固的。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突出，中共停止了激进的土地革命主张，改为减租减息政策，鼓励所有爱国的人民进行抗日，结果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在抗日根据地，是日本侵略动员了北方农民，农民支持中共革命、支持游击战，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共产党是依靠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普遍的拥护，夺取了政权，而与中共领导建立共产主义、民族国家的目标以及推行社会革命无关。总之，在约翰逊看来，民族主义比激进主义更有号召力，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带来的暴行和剥削，中共将与江西和其他老根据地一样遭到失败。共产党起来掌权应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中日战争的到来对中国共产党是件侥幸的事。（36）
    约翰逊的研究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对日本暴行是否导致了中国农民的民族爱国主义，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更多。而在前节所述中，支持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关系密切看法的学者，几乎都对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表示了质疑。
    实际上，最先对约翰逊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唐纳德•纪林，并引发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根源的大辩论。与约翰逊相反，唐纳德•纪林以山西为例指出，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中共就因为增加了群众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日本侵华之后，中共力量的扩大也不是农民民族主义，而同样是社会经济改革的结果。当日军进攻山西时，抗日主力不是中共，而是阎锡山军队和中央军。如果农民渴望打败日本，理应拥护阎军和中央军。然而，事实上，在晋北战斗中，因为工钱高，农民还为日军挖掘战壕，修筑工事。在临近前线的地方，村民甚至躲避中国军队，拒绝卖给他们食物，对伤病员不予理睬。他们甚至认为，中日战争不过是另一场军阀之间的争夺。尤其是阎军南撤时，到处掠夺，糟蹋百姓，以至于农民对他们的畏惧比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而言，中共部队却受到普通农民的欢迎，但主要不是因为抗日，而是中共实行了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农民得到了好处。（37）
    卡特福特和马克•塞尔登的看法，也颇有针对性。卡特福特认为，日本侵略初期，对中共政权和政策的最早支持几乎全是来自农村上层和底层。农村上层比其他阶层更具有民族主义激情，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或者是地主、小资本家和富农。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在日本人的侵略中损失较大。虽然这些人并不是革命事业可靠的、无私的战士，但由于在初期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中共别无选择，只好大量吸收他们。所以，中共抗战初期发动农民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在农村社会的另一端，游民、流氓或其他粗野之徒也比较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外来的侵略军或地方的当权者。而其他多数人即一般群众，则抱着“等着瞧”的立场。百团大战引来的日本大扫荡，使晋察冀边区的多数村民疏离了中共队伍。也就是，它一方面直接地将农民从中共运动中吓跑；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削弱了农民对边区政府的信心，不仅包括农民对于八路军和民兵有能力抵抗日军的信心，还有农民对于中共社会改革纲领的信心。由此，中共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变得相当困难。（38）
    塞尔登也认为，约翰逊的“民族主义”理论存在着无法理解的缺陷。首先，这一理论以社会动员来定义的民族主义在1942—1943年几乎难以想象，因为这两年，华北根据地的人口从4400万人降至2500万人，八路军从40万人降至30万人，90％的平原根据地落入日本人手中。可见，日军的进攻远没有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而是使广大民众脱离抗战队伍，甚至还迁怒于抵抗运动、指斥抗战激怒了敌人。另外，如果说“农民民族主义”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为什么得益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党毕竟处于统治地位，得到国际承认。像在美国、英国和德国那样，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是很便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的，中国却没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约翰逊解释不了为什么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成功地建立了后方根据地。（39）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华裔学者何高潮，对约翰逊的观点也做了评论。他认为，约翰逊试图从“民族主义”和“权力真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成功地发动农民运动的根本所在。这种解释的确抓住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两个重要方面，比起那种把革命作为一种社会病态去理解的“自然历史”学派要更为贴切于历史真实。但是，问题在于，对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把握并不能代替对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的行为分析。同样的社会条件下往往会同时存在着并非唯一的行为选择。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为选择互动性，常常使历史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结构性条件下，演变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过程。约翰逊的解释正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这种主观能动性和策略互动性。因此，它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在同样的权力真空和农民的反日民族主义的条件下，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能成功地把农民动员起来，不仅去从事抗日活动，而且去参与广泛的社会革命性变革。实际上，如何把农民对日军侵略的仇视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并把它变成对一种特定政治力量的支持，是一个并非简单的过程。即使我们把农民对日军的仇视简单地等同于农民民族主义，我们也只能解释农民与中共在反日问题上的同仇敌忾，但却不能解释他们以及他们与地主等其他乡村势力之间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的复杂关系。（40）
    比较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对此关注很少。只有两位学者对此作了较多的分析。刘一皋认为，从华北事变前后的农民动员结果来看，当对生存的直接威胁到来之前，单纯的民族主义的号召在农村要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并无一呼百应的效果。抗战初期，华北农民的自发反抗和响应动员积极参战的英雄事迹，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抱怨民众动员水平低、政府军队军纪败坏和土匪的趁火打劫，使得日军未遇到多少抵抗便长驱直入的事例，也许更多。民族主义是一种强烈而且稳定的文化情感，在严重的外来压力下，可以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和宣传口号，但不是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内容。整体而言，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社会上的弱势集团，农民只有在一定条件才能响应外部动员，结成有效的组织联系，不畏牺牲奋起反抗，成为社会变迁中决定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当战时条件一旦具备，民族主义号召的动员才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巨大威力，他才成为整个战时乃至战后各种政治、经济群众运动的重要武器。具体说，就是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根据地政权成为华北敌后的国家象征，农村社会有了新的力量基点，民族主义口号才变得坚实有力。战时社会改革是在民族战争过程中进行的，使得中国社会变迁以及对于民主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还指出，尽管农民中可以产生自发的民族主义的反抗，但都只能分散地发生于局部区域，规模小，且难以持久，只有外部力量的有效发动，农民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41）
    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的看法有所不同。尽管他也认为有些农民麻木不仁，乃至作了汉奸，但对大多数农民的民族爱国主义情感高度肯定。他说，抗战开始后，农民一盘散沙，不关心战争的不乏其人。一些农民害怕参军或参军后开了小差，需要做说服动员工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农民认识到客观现实，特别是日军残暴的铁蹄踏上自己的乡土、野蛮本性暴露无遗时，农民怒火满腔，加之抗战勇士壮烈牺牲和无辜民众惨遭涂炭，更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国破家亡，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农民因此很快认识到，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引颈待毙不如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假如说，农民对战争漠不关心，是与事实不符的。被战争激怒的广大农民，作为中国人其情感是无法抑制的。他们对战争并不是持消极态度，沉默不言，而是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立场。战争教育了农民，使他们产生了忘我无私的思想。以上可以说代表了农民的总体意识。如果要问，华北农民想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想的是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和自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呢？当然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有没有？有的，甚至还有当顺民的思想。但这只是个别的。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民族气节，充当了日本的汉奸？主要是这些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以至受日军的驱使。（42）
    四、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
    也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土地分配不均、苛捐杂税繁重，还是土地改革和减轻赋税等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情感的上升，都可能对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起了一定的或重要的作用，或者至少是一个辅助性因素。与此同时，还有学者强调中共动员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认为以上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接纳共产主义诉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系。相反，革命在一些地方的极大成功，只是由于共产党碰巧在那些地方建立了组织。或者也可以说，革命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的确定不移的事实。（43）也就是说，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动员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在霍夫海因茨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在史实、事件、事变、巧合等中间，发现结构结束与人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描述在既定社会经济结构下人的选择范围。这种关于人的选择和行动的理论，或许要比在结构决定论或彻底的主观决定论基础上所引申出来的历史视野更为有利。邹氏将此称为“结构约束范围内的人的选择”，并进一步指出，中共革命并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共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灵活的战略策略。除非行动者认识到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对他的选择具有结构性的约束，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他将不可能取得胜利。（44）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经济基础有助于革命的发生，但如果不是中共进行主动选择和行动，也不可能成功。
    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发动农民并非约翰逊所说的民族主义那样自然而然和简单。在日本绥靖区，不存在什么农民民族主义。有时农民甚至将新四军当作土匪，有时将日本军队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力量表示欢迎。应该说，中共推行的社会经济纲领、再分配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对发动农民抗战发挥了作用。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农村运动，主要取决于对农民的操纵和对地主的镇压。他从“斗争”以及对斗争操纵的角度，来解释中共农民运动的成败。中共不仅与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之间有矛盾，而且与所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农民之间，在利益权衡、目标设立、行为规范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中共一方面以无情的打击方式控制地主，另一方面通过召开斗争大会等形式，操纵农民的情绪，使本来与地主并无仇恨的农民，敢于抛弃传统伦理规范的约束，参与到斗争地主之中。（45）
    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党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自上而下依靠军事和政治的支持，至少比社会变革重要。一般来说，每个根据地都有一个明显的方式，建立政治秩序和制度优先于对社会变革做的尝试。（46）他还通过对太行边区黎城县离卦道暴动的研究认为，中共并不能为所欲为，即便在其统治最为稳固、集中了大量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地区，也有对中共领导与组织的挑战。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众支持是不可靠的，日本人的残暴行为扩大了中共与民众的距离。中共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使其政策得以实施，并得到政治与军事的极大支持。（47）
    中国大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阐述。中国苏区史专家何友良指出，农民的奋起、革命的发生，除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之外尚须另一个必备的条件，即有先进的个人和组织、新的思想理论来揭露社会的腐败、人民的困苦和规划革命的道路。没有这个条件，革命不可能成为现实运动，农民也很难相率奋起。这也可以解释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充满了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离，为什么苏维埃革命运动仅在一部分地区发生而未成为全国性运动，为什么苏维埃革命的发生地并不全是或多半不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变革斗争，是中共广泛深入动员的结果。动员给他们输入了新思想，使他们产生了新认识，进而影响或改变了他们的眼光与行为。动员和争取农民的基本做法，是让理论宣传深入下层群众，以消灭地主武装等实际斗争“抢取”群众，以及用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去影响尚未觉悟的群众。除了地方党用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来发动斗争，组织游击队来武装群众，动员工作大量由主力红军来做。正是通过先进政党的教育灌输，苏区农民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广泛接受新知识，普遍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思想倾向明确，敢爱敢恨，爱憎分明；阶级观念增强，对外具有追求阶级解放、维护阶级利益的强烈意愿和自觉，能够以阶级观点认识和对待敌方的进攻和宣传，对内对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斗争坚决，乃至发生对人身过分打击的错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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