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德军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例指出，在农民和革命精英之间，有关权利和道义的革命性认知在程度和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因此，在其合理性尚未成为农民自身认知的一部分的情况下，革命运动发生与维持，或者说一个村庄革命场域的形成，就基本上系于作为倡导者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上。处身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与处身于革命之中的农民之间需要一些过渡的途径才能连接起来，革命本身不会“不胫而走”。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其以经济生活水平来解释革命在某一地方的发生、发展，倒不如从社会的分裂、散沙化的程度来寻找理解革命及其表现形态的线索更为合适：在赣东北这片相对独立的区域里，农民组织起来开始采取革命行动的情形，往往首先发生于那些地势偏僻、民情散漫的村落。（49） 有些学者还指出，在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强迫现象。其实，这些现象恰恰表明了中共动员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奇生指出，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为了恢复和壮大党员的力量，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给各省市委下达任务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组织。在此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采取“拉夫式”地吸收党员，滥收滥拉。（50） 黄琨指出，在苏区，1927—1928年，由于中共急于发展组织进行暴动，下达发展党员指标。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滥拉滥收，造成党员素质下降。为了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暴动命令并表示自己不是机会主义，就命令群众去干，当命令不动时就哄骗群众，甚至有的地方还威胁迫使群众参加暴动。（51） 黄道炫认为，苏区中央不切实际，片面追求扩红高指标，而苏区人力有限，许多地区出现强迫现象，甚至不去当红军就封房子。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压缩，人力供应更为困难，而中央仍一味要求扩充主力红军，1934年9月面对苏区日益缩小、人力已基本耗竭的状况，仍提出一个月扩充3万红军的指标。基层为了完成任务，除了强迫命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办法，这就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逃跑现象有增无已，甚至反水当土匪。（52）张鸣还指出，中共中央在苏区曾有所谓“烧杀政策”，即用烧杀使农民变成赤贫，然后驱使他们参加革命。扩红之时，还经常出现捆人上送的现象。（53） 笔者指导的博士生齐小林，对1937—1949年中共在华北革命过程中的士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农民参军尤其是中共动员与农民参军关系的真相。他认为，农民对中共动员参军顾虑重重，譬如担心死亡，担心家庭的生产生活水平下降，担心婚姻不稳定，担心时局变化，害怕“变天”等。于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进行规避乃至对抗，如躲藏、逃跑、装病乃至自残等。在此过程中，革命动员的力量非常之大。譬如，充分利用村政权的党政系统进行征兵动员，期间发生隐瞒欺骗、强迫拉兵的现象是很严重的。（54） 前述王友明对山东解放区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共动员对于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不赘。 五、农民参加革命的多重动机 关于农民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的原因，以上解释基本上代表了迄今学术界的认识水平。也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看法，不再赘述。应当说，诸家说法都不那么单一和纯粹，甚至有交错，但可以肯定，它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些解释也各有道理，但必须强调的是，历史事实远比结论复杂得多，多种因素的凑合也许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当然，在历史研究或所有社会现象研究中，不能否认探讨最重要或较为重要原因的必要性，此为历史研究的辩证逻辑。 问题还不在于此，以上各种说法的缺陷，恐怕主要是研究者大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野分析农民革命及其原因，缺乏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讨论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理应首先对农民主体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否则理论和逻辑性再强，也难以服人。以往之所以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症结就在于它们展示的农民是笼统的、模糊的，而非具体的、鲜活的农民。在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在同一外部条件比如中共经济政策、社会动员、外国侵略，或同一社会经济基础比如土地分配不均、生活贫困之下，为什么有的农民参加了革命，有的农民却没有？那么，不同的农民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刺激才参加了革命呢？ 应当说，在个别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对此问题已多少有所涉及。 在陕甘宁边区，周锡瑞认为，陕北农民的生活极端贫穷，他们抱着改变生活的愿望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斗争中来。当土匪或当红军，都是逃避苦难的出路。参军的动机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共的土地改革显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但很多人说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是因为家庭或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人是因为失去生母，觉得受到后母虐待。也有人说他跟几个同伴参加红军是为了赶时髦，因为游击队常路过他们村，游击队的生活令村里的年轻人觉得很带劲，也很风光。还有人说，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觉得反正呆在家里也是挨饿，倒不如参加游击队。游击队经常袭击地主，可以吃得很好。最后，也有人是因为具有一技之长而特别成为中共的发展对象，共产党也需要会说、会写、会抢的人。大部分农民党员没有文化，他们都承认，入党时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一无所知。一般说来，共产党在他们眼里只是穷人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并会给穷人带来新生活，这所谓新生活大概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农民并不懂这些事，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是有文化的党员讲给他们的。总之，检查一下最初参加革命的那些农民的生活经历和动机，就会发现许多人参加红军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这些民众总动员和政治参与也不沾边。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这些人在家庭中和村子里都无权无势，对他们来说参加红军是一个机会，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组织的一部分，他们当中那些有一定能力或受过一定教育的后来成为干部。对另外大部分的人来说，参加革命意味着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这正符合年轻人的心理愿望。（55） 在广东地区，大革命结束后，仍有不少农民加入共产党组织。王奇生认为，普通农民加入中共的情形比较复杂。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较好的地区，农民对中共已有一些粗浅的认知，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但总体而言，当时广东农民对中共的认知程度相当低。不少农民党员分不清农会与共产党的区别，以为农会便是共产党。入党如同大革命时期入农会一样随便，相当一部分农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盲目行为。还有部分怀有入党谋生的动机，亦即出于个人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56） 在苏区革命根据地，黄琨指出，农民参加革命与具有革命观念不能等同。革命运动并非只是具有革命观念的群众的集合，许多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运动，有的为减租税获田地，有的为泄私愤及宗族间的冲突，更有的为乘机获得财物或在从众心态之下加入。方志敏领导群众攻打张姓劣绅时，应召到的群众只有300多人，但沿途临时加入的就有3000多人。（57） 以上学者的看法，应该说均有比较充分的历史依据。事实上，当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正在进行之时，就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据南雄县委报告，1928年2月，一些村庄要求全村加入共产党。原因是上年早稻不熟，许多村庄粮食恐慌。而加入共产党可以暴动“吃大户”，在短期内解决吃饭问题。不过，后来这些农民由于受到地主的诱惑而又反动。海丰苏维埃初建时，因党员分得的土地比普通农民多1倍，于是农民为了分双份田而纷纷要求入党。（58） 抗战时期，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农民入党动机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加入党的人是带着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很多党员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加入共产党。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和目的入党。比如，过去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得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找出路。甚至还有个别的人是为了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59）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有一份组织工作总结对新党员的入党动机作了分析：一、解决生活问题。富裕的为少拿给养，贫苦的为了可以吃给养。二、得到其他好处。有的以为可以免去拔兵，有的为了抗战后可以做官，也有的为了打官司得便宜，有的为了可以共产共个老婆。三、私人面子。不好意思不参加，父兄参加自己也参加。四、封建思想。参加了会门，当了南海大士的徒弟，和某人拜了把子等。五、挂名就算了。如发展时谈话，你参加后可以做官，“我是庄户人不想做官”，你参加后可以想法得点东西，“我家够吃不想得到什么东西”，“反正你参加了没什么，挂个名就算了”，“那样就可以加入”。六、作挡箭板。“参加共产党可没有人说咱当汉奸了”，“参加后可没有来捐的了”，“没有人敢欺的了”，有的因为给他父亲报仇，有的是“干上了，做小买卖公平，八路军不查，查着时露示露示就送到门上来了”。七、有的为了“国民党四产（私），共产党五产（无），比人家多一产”，有的为了“谁加纳多少给养，办个什么事都得商量咱”。八、婚姻问题（女）。如有的受丈夫压迫另找丈夫，有的怕丈夫遗弃，有的受压迫另找出路而入党。这些人的入党动机是一般的，当然也有少数正确的入党动机，但也有更坏的入党动机。（60） 同样是山东滨海区，在莒南县，有一份县委对参军对象的动机的分类，目的是在动员农民参军时，作为领导的参考。参军对象的动机有以下几类：甲、快胜利了。这是一般的动机，占大多数。乙、快“实行”翻身了，不受压迫，打倒大肚子。这是一般党员和工人的动机。丙、八路军生活好。丁、为了学习进步。这是一般青年的动机。戊、老六团武器好。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问团员的动机。己、抗战后找个好老婆。这是没老婆或夫妻不和的参军动机。庚、家庭压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压迫。辛、升官。中农成份及少数英雄思想较浓厚的村干部，都有这种动机。壬、报仇、或怕斗争。这是个别的。（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