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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住宅分布情况，可图示如图1。历史文献中留存下来的有关隋代权贵在大兴城中住宅的记载，很不全面；我在这里所做的统计，也相当粗疏，一些零散的记载，没有顾及一一搜寻，但上面的初步统计结果，还是向我们透露出一项重要讯息，即在隋大兴城中，当初这些权贵们在选择住宅时，看起来有比较多的人，更偏好城市的西部。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当 图1：隋大兴城权贵宅第分布示意图 中，有相当一部分统计资料，源自舍宅建寺的记录，而在城西舍宅建寺的人，本明显多于城东，这样统计出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掺有一些假象；或许有人以为，权贵们舍弃城市西部这些住宅，说不定正意味着城西不如城东更适于居住。这样来看待上述统计结果，也有一定道理，不过，高官贵戚施宅与僧，本是虔心礼敬佛祖的重大行为，这样做是为了求取佛祖的优厚回报，众多信徒们决不会都去特地拣选当时社会上普遍厌弃的恶劣地方来自讨罪过，佛寺的位置所在，其实会与权贵们的住宅一样，体现出当时大多数人在选择居住空间时所持的基本好恶倾向。况且所谓舍宅为寺，主人有时只是捐舍出其宅院的一部分房舍，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弃此而另行择地兴建住宅。譬如高颎捐舍其熙光坊（义宁坊）住宅为真寂寺（化度寺）后，高家即未曾改迁新居，直至唐高宗龙朔年间，颎玄孙高法眼，依旧居住在这里，当时人清楚记述说，高法眼的住宅“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髙家”[24]。由此可以确证，当初高颎捐给三阶教教宗信行用作寺院的只是其宅院靠西面这一部分，东部并未捐舍。对于有隋一代大兴城内高官贵戚的居地，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经做过更为全面的统计，并绘制有分布图（见图2），结果同样表明，分布在全城中轴线朱雀大街以西的权贵宅第，要多于这条大街以东[25]。 图2：妹尾达彦编绘有隋一代大兴城内权贵住宅分布示意图 隋文帝素来崇信佛教，在迁入新都大兴城之初，即指令朝廷定出一百二十所寺院的门额，宣布只要有人愿出财力，就可以领取寺额，自行建造寺院。于是，权臣贵戚富商等诸色信士，便陆续或捐宅、或置地，竞相兴建，到隋炀帝大业初年，这一百二十个寺额，已经被统统领走，建成佛寺[26]。隋代大兴城中这一百二十所寺院，现在还有一百一十多所可以确定其名称和位置所在，其具体分布状况，如图3所示[27]。从中可以看出，寺院分布的基本趋势，与官 员住宅完全一致，也是西部要远比东部密集。 图3：隋大兴城寺院分布示意图 追溯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便可以为这种重西轻东的现象，找寻到历史的渊源。杨宽总结中国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态，指出从西周时期开始萌芽、历经春秋战国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从总体上来说，在东西方向上，一直是宫城居西，郭城在东，即君王居西。这种布局形式，到东汉洛阳城才开始发生改变，北魏洛阳城始基本确立了宫城居北、外郭城环绕西、南、东三面的另一种布局模式，亦即君王居北[28]。隋文帝建造的大兴城，承续的便是北魏洛阳城奠定的这一传统。杨宽分析上述君王居西临东平面布局形态的产生原因，以为基于当时社会礼制所形成的重视居处于西方的观念，是其主导因素[29]。反映这一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见于王充在论述当时“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时所讲的一段话：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30] “西益宅”吉利与否，本是民间普遍的观念，并非专指君王的宫室，所以，王充在这里所云“长老”，亦并非仅仅局限于君王。与王充同属东汉的学者应劭，在所撰《风俗通议》中谈论同样问题时，更明确讲到是“俗说西者为上”[31]，可见这显然是一种民间广泛通行的习俗。 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往往会具有强劲的惯性。这种居址选择尊崇西方的观念，在北魏洛阳外郭城中，仍然可以见到清楚的痕迹；尽管当时洛阳城中宫城与外郭城的方位关系，较诸秦汉以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以西方为至尊之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皇族在洛阳城中的居宅说： 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32] 北魏洛阳没有修筑外郭城垣，张方沟位于外郭西部边缘，即起着洛阳城西垣的作用，在延酤里与张方沟之间这两列南北向排列的里坊，从外郭南缘的洛水侧畔向北一直延伸到北缘的芒山脚下，总计共包含有全部十五行东西向排列的里坊，可见当时是把贴近外郭城西部边缘的整整两列里坊，全部划定为皇族居住区（见图4）。显而易见，“尊长在西”的居处观念，依 图4：北魏洛阳城寿丘里位置示意图 （采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146页） 旧在这里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元魏洛阳外郭城重西轻东的布局形式向我们表明，权贵宅邸在隋大兴城西部的相对集中，应当也是“尊长在西”观念在社会上的自然延续。这种空间观念在都城布局当中彻底消退出去，乃是迟至唐代中期官员宅邸在长安城东部集中以后的事情。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将宫城建在城市西北部，而不是像文帝所建大兴城那样，将宫城置于都城北侧的中间部位（见图5），应当也是这种“尊长在西”的观念，还在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不过，隋东都洛阳城 图5：隋东都洛阳城市结构示意图 这种“倒退”，只不过是都城平面布局历史演进过程中一段暂时的徘徊。在这样一种整体的发展背景之下，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作为建造大兴城的最高总管和当朝柄政的宰相，高颎选择偏处西垣之下的熙光坊来建造自己的住宅，正是意图占据吉祥的“尊位”。大兴城西部其他权贵住宅的主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应当不同程度地有类似的考虑。不过，由于这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实际礼制中的方位关系，尤其是帝王居地的选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尊长在西”的观念，在社会上已经不再具备秦汉时期那样绝对普遍的意义，加之诸如与市场、主要城门、宫城和皇城等建置的相对位置等等，这些从来也都是影响人们选择居址的重要因素，所以，实际上应是信者自信，非者自非，也有一些人更在意实际生活中相对便利或者是环境比较优越的区位，所以，大兴城中的各色人等，事实上是普遍错杂而居，如以上统计资料所示，就连诸王子的府邸，也只是较多散布于城市西部诸坊而已。 以上是切入《冥报记》有关隋代西京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一项最重要的城市布局特征。不过，目前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还只能说是非常浅淡曲折的浮光掠影，今后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 接下来透过《冥报记》这则信行故事下面一些记载所看到的另一幅影像，就比上面所说要直接和清晰许多： 后（信行弟子僧）邕与其徒众隐太白山，谓众曰：“当与师等还京。”众敬邕，皆从之，即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发，谓众曰：“师等努力，今暝必须进城。”日没，至漕上，闻鼓音，叹曰：“城门闭矣！”遂宿于逆旅。至昏时，悲泣曰：“无所及矣！”众问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时气绝。寺僧怪问邕来，答曰：“在山遥见多人，持香花幡盖，从西来入开远门，向真寂寺。邕疑禅师欲去，故来也。昨夜昏时，见禅师导从西去，顾与邕别，故知不及也。”[33] 僧邕等人经过的“漕上”，是指隋代漕渠的岸上。隋文帝开皇四年初开这条漕渠时，其正式的名称为广通渠，隋炀帝即位后则因“广”字触犯其名讳而改名为永通渠，并且成为炀帝修建完成的隋代整个大运河体系的一部分，承负着由黄河河道向京师大兴城转运漕粮等物资的职能。漕渠尾闾东入黄河，是由唐咸阳县西十八里处筑堰分引渭水[34]。 关于隋代漕渠渠首段在大兴城附近流经的地点，以往在有关隋代的史事当中，所知仅有《册府元龟》记述的“经大兴城北”这几个字[35]。隋唐武功县治都在渭河北岸今武功县西，僧邕一行人下太白山后，先渡过渭河北至武功，是由于沿渭河北岸延伸的道路，是隋唐西京城通往西方最主要的干道，从武功东入隋唐西京城，要通过西渭桥南渡渭河，转趋京师西侧北门开远门[36]。《冥报记》上述记载清楚反映出，隋时沿渭河北岸的大道，经过武功和西渭桥，进入大兴城开远门，要途经漕渠；而后来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国，在进入长安城之前，也同样是先“宿于漕上”[37]。唐代迟至玄宗天宝元年，才重新开挖疏浚，利用漕渠[38]，所以，玄奘经过的漕渠，也只能是隋文帝时期旧有的渠道，二者相互印证，可以确认隋代的漕渠，一定是与这条隋大兴城西出的大道相交叉。 《冥报记》中对于隋唐西京研究具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的内容，还有下面这则关于康抱的故事： 隋有康抱者，江南搢绅之士，少有学行。大业九年，杨玄感作乱，其兄受感武官，抱缘兄坐当死，而潜避，自匿于京师。至十年，抱因入秘书省，寻觅旧识。是时炀帝不在，皇城诸门皆闭，惟安上一门，出入皆由之。抱适入门，遇见一旧相识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时判留守事，见抱，与语，……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寻伏诛。……后数日，曾宅在太平里，将入留守，由善和里，于西门内，忽见抱乘马，衣冠甚鲜，二青衣从后，谓曾：“我命亦将尽，然尚可三年，由卿枉我。我今任泰山主簿，已请天曹报杀卿！”曾叩头谢罪，请为追福，抱许，而忽不见。数日，又遇抱于此。……[39] 上述记述反映出隋唐西京城坊建置中诸多事项，可一一阐释如下。 首先，是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的重要性。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的皇城，北连宫城，东、南、西三面均有门连通外郭城，其中东、西两面各辟有两座城门，南面设三座城门。皇城南门中为朱雀门，西为含光门，东面一门即是安上门[40]。朱雀门是堂堂皇皇的正门，除非如举行南郊告天等重大典礼时皇帝卤簿经行其中之外，平常恐怕应是“门虽设而常关”。遭遇重大突发变故，为预防不测，关闭其馀诸门而独留安上一门，表明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应该是平常使用率较高的一座城门，不然，会造成过多不便。隋唐西京外郭城的大部分城区，分布在皇城南面，出入南门自然会给更多人带来便利；而南面东侧的安上门与西侧的含光门这两座城门相互比较，由于东宫官署在安上门街东侧，出入安上门，能够同时兼顾朝廷衙署官员和东宫僚属的便利。因此，平常行经安上门的官员，就要多于其他各门；遇有变故，也才会独留此门，作为通道。 唐末地方实力官员韩建，改建隋唐皇城作为当地官衙市民居处的“新城”，北、东、西三面都各自保留一座城门，南面起初虽保留了西头的含光门和东头的安上门两座城门，但韩建把含光门的三个门道堵死了两个，只留下东侧一个门道；最后在元代至正初年，连这一个门道也被彻底封闭，只剩下原来隋唐皇城的安上门，供行人出入[41]。前后贯通分析，可知含光门和安上门使用情况的这一后续变化，应该也是隋唐皇城本即更多惯用安上门的一种自然延续。 另外，安上门一名，此前我没有在隋代史事中见到过记载，《冥报记》这则故事，是发生在隋代的事情，据此还可以认定，这座城门的名称，自隋迄唐，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隋大兴城的皇城，除了南面正门朱雀门及其西侧的含光门之外，其馀各门的名称，也都缺乏隋代当时的史事证明。证明安上门的名称，对于研究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特别是皇城诸门名称的前后承续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次，是康抱身为死刑逃犯，竟然能够在接近“紧急状态”的非常时期，蒙混进入皇城，到秘书省这样的重要衙署去找人，这说明当时皇城的戒备，并不十分森严。进入皇城，当然不会毫无限制，朝廷设有专门的“皇城门守卫”，绝然不得无故擅入，不过唐《卫禁律》所列阑入禁门罪名，仅涉及宫殿、太庙、太社、山陵等与王室直接相关的各类处所的禁卫制度，提到皇城的只有对违例开门行为的处罚规定，没有开列对违规阑入皇城门者之处罚名目，这也反映出唐朝皇城的门禁，确实不是特别严厉，至少远不能与宫城相并比，唐《卫禁律》规定对越过皇城城垣者的惩治要“减宫垣一等”，就能够印证这一点。唐《卫禁律》本是直接由隋律承续而来，相互之间，不会相差很多[42]。《冥报记》这则故事，与唐律的规定相互印证，使得隋唐皇城的门卫制度，显现出大致的轮廓。不过，这仍然还只能说是一帧相当模糊的影像。 最后，抓捕康抱的曾某，由太平坊中的住宅出发，赴安上门入皇城，乃是经由善和坊西门之内，这反映出不止一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资以印证善和坊所在的位置。 北宋宋敏求撰著的《长安志》一书，是系统记述隋唐西京城坊最为完备的史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存各种版本，均缺失朱雀门街西侧第一条街北头两坊的名称，而这两个坊的名称，涉及到隋唐西京城市布局当中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譬如宫城食用水的供给来源、全国交通枢纽都亭驿的位置。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将北头第一坊订补为光禄坊，并极不确定地姑且推测说，第二坊或许有可能名为“殖业坊”[43]。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至今尚有许多论及隋唐长安城的中外著述，不仅仍在盲目因袭徐松这一错误说法，甚至对此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将徐松因实在没有把握确定而未曾标绘在所绘《隋西京外郭城图》上的所谓“殖业坊”，也不再做任何新的考辨，便径行认定坐实其事。 其实，这两个坊的名称，本可依据元人骆天骧著《类编长安志》加以补充[44]，可惜的是由于此书流传甚罕，当年徐松在撰著《唐两京城坊考》时，没有能够看到。经日本学者福山敏男、中国学者黄永年以及我本人的研究，始确定这两个坊从北向南，应分别是善和坊和通化坊[45]。另外，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很早就曾经注意到，在《册府元龟》、《云仙杂记》和《唐国史补》诸书中，都提到过善和坊这一坊名[46]。今案《册府元龟》述及此坊，系记述唐人郑注“居京师善和里”，而郑注居处京师乃唐穆宗、敬宗至文宗太和年间事[47]；《云仙杂记》又题《云仙散录》，所述善和坊事系唐末黄巢之乱时，有名许芝者，瘗埋所蓄“妙墨八厨”于其所居“善和里第”[48]；《唐国史补》所记，乃唐时“善和坊御井”，尤侧重于开元年间事[49]。凡此诸事，均未涉及隋代的情况，而隋唐长安城中诸里坊的名称，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因时而异，隋唐之际，就有很多改变，所以，这个善和坊在隋朝的名称是否如此，实际上还有待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