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昆明池上的水师
    关于昆明池开凿的目的，现代学者往往过于“现代化”地看待。这些学者，从昆明池开凿后，对于增加漕渠水源、解决长安城供水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出发，抛开文献记载中的实际史事，推论昆明池是有计划地开凿的一个复杂的供水工程。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求之过深，增添了过多主观的诠释。
    前面已经指出，昆明池开凿的目的，本来简单明了，它是汉武帝为了演练水军而开凿的一个大型水上军事训练基地。事情的原委是：汉朝派遣时节，取道西南，出使身毒（今印度）国，而为滇池一带的昆明国所阻拦，不能通行。因此，汉武帝想要出兵讨伐。为适应昆明国滇池上的水战，特地开挖昆明池，以模拟滇池的作战环境，练习水战[86]。昆明池开挖修成后，没有派兵讨伐昆明国，也就没有能够到滇池去检验演练的水军。可是，西汉朝廷不久又要与南越的吕嘉相战，而南越本是习于船战，为此，汉武帝重又疏浚拓凿昆明池，并在昆明池周围建造了许多楼观[87]。在修治昆明池的同时，汉武帝命人建造了大批军舰，仅戈船、楼船两种船只，就各有数百艘，游弋在周回四十里的辽阔水域上，构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水师[88]。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航运形式。
    （三）   汉江、洛河和黄河的航运
    西汉时期的汉江航运，没有留下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是，前面叙述的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尝试，本来就是为了开辟汉江航线，来代替由黄河到渭河的河、渭漕路。按照当时的设想，如果沟通了褒、斜水道，就可以把关东各地的漕粮，先集中到南阳，然后利用汉江，西运到汉中，再沿褒水，运送到秦岭山上，改换陆运，转至斜水，顺流而下，进入渭河，直抵长安。这样，就可以免却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
    能够提出上述设想，当然是要以汉江可以通航为前提，起码要像渭河那样，其大部分条件适宜的河段，都可以通航。战国时秦王曾威胁楚王说，秦国假如想进攻楚国，命令汉中的军队，乘船顺水而下汉江，在夏天水大时，四天就可以到达楚国的腹心地带[89]。由这一事例可以证明，陕西境内的汉江河段，确是可以通航，起码可以上行到汉中一带。根据这种情况，可以推测，在西汉时期，汉江上也会有一定规模的民间航运，只是史有阙疏，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罢了。
    根据十分有限的历史资料，可以推测，西汉向西北边地调运军粮，曾经使用过一段洛河航道。今陕西澄城在西汉时设有徵县，西距洛河不远，当地出土有“澂邑漕仓”瓦当，显然是漕运通道上仓储所用屋瓦[90]。“澂”应通“徵”，澂邑即徵县县邑，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显然应当是用来存储下游洛河河段运来的粮食。西汉时期需要向西北边防线上输送大量粮食，在澂邑以下的洛河河段上施行漕运，可以很便捷地将洛河西岸郑国渠灌渠和东岸龙首渠灌渠出产的粮食，集中到这一仓储后，直接运往西北边地；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洛河下游河道，还可以将京师仓的粮食向西北边地调运。
    黄河在今山陕峡谷内水流湍急，不便航行。但在龙门以下河段，河道却很开阔，可以畅行无阻。番係在河东开田，其用意和尝试开通褒、斜水路一样，也是想用河东出产的粮食，代替东面从黄河上运来的粮食，以避免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番係说河东收获的粮食，可以从渭水直接西运长安。可是，渭水并不直接流到河东，河东的粮食要想进入渭河，却必须先在黄河边上，装上漕船，然后沿黄河顺流南下，到渭河口后，再转而溯渭西上。
    番係所开凿的灌溉渠道和开垦的田地，虽然没有维持几年，但最初也曾取得一定成效。当时河东收获的粮食，一定是按照番係的设想，由河入渭，运到长安。河东本来就是一个富产粮食的地方，即使没有番係开田，也会有一些粮食，调入长安。这些粮食，当然也会按照同样方式，由河入渭，通过水上，输送到长安。
    这一段黄河的航运，可以从以往的历史当中，得到印证。春秋战国之际，魏武侯曾在这一段黄河上泛舟顺流而下，就是很好的证明[91]。继番係之后，汉宣帝时，耿寿昌又提议，为省除关东漕运的财力费用，糴买关中以及河东、上党、太原等地的粮食，转运京师[92]。这一措施，和番係的想法一样，都是为了免却黄河砥柱一段的艰险。河东、上党、太原，都在今山西省境内，这里的粮食，要想西运到关中，大部分也只能在河东通过黄河转入渭河，航运到长安城。传世汉封泥中有一方印文为“郃阳丞印”与“都水丞印”异名联封[93]，这在同时期封泥中极为罕见。按照汉律规定，都水长、丞为西汉负责治理“渠堤水门”的官员，三辅各郡都设有这一职位[94]，郃阳隶属于左冯翊，为三辅郡之一，县治正位于这段黄河岸边，所以，这位与郃阳县丞联署公文的“都水丞”，很可能就是负责掌管这段黄河运道的官员。
    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龙门以下的黄河河段，也是关中漕粮的一条重要运输航道。
    西汉在夏阳县境内建有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东临黄河[95]。当地出土有“船室”瓦当[96]，说明西汉在扶荔宫东侧的黄河上确曾施行过水上运输。虽然夏阳是秦汉时在山陕间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97]，这一船室也可能与河津上的摆渡有关，但联系上述有关这一段黄河水运的史事，可以推断，这一船室应当与黄河水上运输有关。西汉朝廷在夏阳设有铁官[98]，铁器是笨重物品，运输应尽可能利用水道，扶荔宫船室也可能与铁器运输有关。
    （四）   关于西汉时期的人员航行问题
    西汉时期，今山西境内各河流，基本上没有关于人员乘船航行的记载。除了园林池沼间的游玩和陆路渡口的渡船之外，唯一的乘船航行活动，就是前面讲到的昆明池上的水师了。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西汉时期绝对没有人乘船旅行，但是这种情形，确实是极为罕见。
    在一些论及陕西历史时期航运状况的著述当中，一些人往往举述汉武帝《秋风辞》和《汉书·薛广德传》的有关记载，来说明西汉时期在黄河和渭河上乘船航行的普遍性。其实，仔细分析这两种材料，可以看出，这两项史料，都不能作为人员乘船航行往来的例证。
    《秋风辞》是汉武帝在由长安去河东祭祀后土祠的行程中，在船上所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两句歌词[99]。有人认为，这就是乘船由渭入河、再由河入汾的例证。其实，歌词中“济汾河”的“济”字，以及“横中流”三字，都已点明，这里所歌咏的是由渡口乘船横过黄河（“河”）和汾河（“汾”）的情形。后来汉成帝时祠祀后土，即是“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100]，即横渡黄河而非顺流航行，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类似的情况，还有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十八年巡历关中时，前去祠祀后土一事。东汉人杜笃，在《论都赋》中叙述说：“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101]有人认为，这“东横乎大河”，指的也是在黄河上航行。其实，唐人李贤早已指明，这里的“横”字，指的乃是“绝流度也”[102]。这里讲的同样是横渡黄河，而不是顺河航行。其实，据《西京杂记》记述；“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103]整个一套制度设置，都是为行走陆路而设计，朝廷根本没有水上航行的安排。这种常态化的设置，更说明当地基本不具备以船作为人员往来交通工具的条件。
    《汉书·薛广德传》记载，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人侍从汉元帝，赴宗庙举行祭祀。他们一行从长安城西面出城，“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案指薛广德）言可听。’上……乃从桥。”[104]过去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讲的“御楼船”，是指在便门外叫做泬水枝渠的一条河流上乘船。由于泬水枝渠是流入渭河的，所以，汉元帝应是想要乘船，在泬水枝渠上驶入渭河。其实，仔细审视上文中或从桥、或乘船的争执，可以看到，汉元帝所要乘御的船只，根本不会是在河流上顺着河道通行的航船，而只是陆路渡口上的渡船。
    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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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九《河渠书》，页1509～1410。
    [2]杜甫亭《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演变》，刊《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页94～101。
    [3]《三辅黄图》卷一。关于西汉长安城诸门的名称，今传世文献，记载颇为混乱，相关考辨，请参见拙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3辑（1988），此据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56～262。
    [4]《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本）卷一九，页7b～8a。《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7。《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页1982。
    [5]《史记》卷一○《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页415；又《史记》同卷《索隐》引《三辅故事》，页415～416。
    [6]《汉书》卷四《文帝纪》唐颜师古引苏林语，页107。
    [7]《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一○潘岳《西征赋》唐李善注引《雍州图》，页159。
    [8]王翰章《唐东渭桥遗址的发现与秦汉以来的渭河三桥》，刊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265~270。
    [9]据前举杨思植等人文章附图，页100。
    [10]康熙《朝邑县后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清康熙刻本）卷八《艺文》载明王钺《黄河民谣》，页354。
    [11]《尚书·禹贡》伪孔传，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六，页152。
    [12]如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三（页178）等。
    [13]《山海经·西山经》，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山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二，页61。关于《山海经》“西山经”篇所从属之“五藏山经”部分的成书年代，诸家看法不一，但不出春秋末期至战国后期之间，与《禹贡》的成书时间，均相去不远。
    [14]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一○，页313。
    [15]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国书店，1985）之《汉书》第七“入河”条，页7～8○，页313。
    [16]案胡渭在《禹贡锥指》（卷一○，页313）中提到，过去有人怀疑，“禹时漆沮，本入河；其后改流入渭。明成化中，乃复故”，即洛河下游河道的归属关系，前后有过变动。但是，胡渭对此不以为然，谓之“非也”。
    [17]《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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