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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某所居住的太平坊，东面正毗邻唐时的善和坊，而此人从太平坊东赴安上门，要途经善和里西门，从这几个处所的相对位置关系上看，曾某所经过的只能是这个唐代的善和坊，绝无任何其他的可能。这一事件正清楚表明，善和坊在隋代即作此名称，并未有过更改。同时，以往考订善和坊的位置，使用的都是静态的记载，而历史文献中有关地理名词的记载，静态的记述，往往很容易产生讹误；具体历史活动中对地理位置的动态记载，则一般要比静态的记述更为准确。《冥报记》中康抱这则故事，也使我们得以运用动态的史料，来彻底证实善和坊的位置。 这位曾某人由家中去往皇城安上门时所走过的路径，还透露出有关隋唐西京城内交通道路使用情况的一项重要讯息。西京城内的坊里，都筑有坊墙围绕四周，而在特定的位置辟有坊门，供人出入。城市管理设有宵禁制度，夜间关闭坊门，限止诸坊居民不得相互往来；白天则按时开启坊门，通行不受约束。诸坊因其所在位置不同，所辟坊门的数目和位置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太平坊、善和坊这些位于皇城南面的坊里，都只辟有东、西两座坊门[50]。曾某由太平坊去往安上门，本来可以出太平坊东门后，北趋外郭城金光门至春明门间的东西向大街（这条大街就在皇城的前面，北临安上门），东赴安上门，可是，此人却是东入与太平坊东门隔街相望的善和坊西门，这也就意味着他是要从善和坊内穿行而过。隋唐西京城内的街道以及坊里内部连通各坊门的主要街道，都呈规整的棋盘格式直交分布，曾某穿行坊内东西横街，并不会比走外面的大街更节省路程。因此，他的这种走法，只能理解为别有原因的通行习惯。数日后曾氏复重走此路，并前后两次在善和坊内东西横街的路上，都遇到了骑马路过的康抱鬼魂，亦同样表明当时普遍有人这样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 那么，当时何以会产生这种“行不由径”的习惯呢？唐成安城中规整的坊里制度，使得西京城内里坊间的大街，道路两侧全部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夯筑坊墙，仅极个别三品以上高官的宅院以及某一些在坊内所处位置极为特殊的住宅，可以凿开坊墙，朝向大街开设宅门[51]；而这种封闭式坊里管理制度，完全是从隋代沿承下来的前朝旧规[52]。这样一来，不仅略无景色可观，同时在这些街道两侧也找不到任何一处城市生活服务和文化活动设施。对于这样一座巨大规模的都市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必然要有相应的替代办法；而当时唯一可行的措施，便是将这些设施，安置在坊里内部主要街道亦即连通各个坊门的街道的两侧。 在生活服务方面，譬如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书中考稽出来的长兴坊毕罗店和旅馆等，就是这样的设施[53]；又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亦举述唐长安城宣阳坊内有设“小铺席”以“货草剉姜果之类”者，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崇仁坊内有专门制作、修理并有可能也同时兼事贩卖乐器的人家[54]；另外，比如在永昌里内有茶肆[55]，等等。在文化生活方面，如寺院包括“俗讲”在内的各类佛事活动，在隋唐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的“和尚”文淑，在京城寺院“聚众谈说”，就经常会达到“听者填咽”的程度[56]，而西京城中更有一些专门的“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诸著名寺院之中[57]。这些寺院都分布在坊里之内，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也便于察看相关的情况。在敦煌变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长安城内“一任百姓点灯供养，诸官看灯，非常作乐”这样的公众娱乐场景[58]。就便利用这类生活和文化设施，以及观赏察看坊里当中的各种大众群体活动，这应当即是当时人舍弃大路不走而去穿行坊里的主要原因所在。 由此进一步推论，还可以看出，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因为像曾某这样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假若忽略不考虑宵禁这一因素，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已经颇为相似；而长安城内的宵禁，在唐代执行得本来就不很严格，常常出现诸坊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的景象[59]。坊内坊外街道规模上的主从关系一经转换，由前者变换为后者，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60]；而透过上面的分析则可以看到，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朝向坊外大街一侧另行改门设店之下。加藤繁曾经注意到，在唐宋坊市制度变迁过程中，封闭集中交易的市制，其较早出现的废弛现象，是一部分本应在市内经营的店铺，开始向邻近于市的里坊转移[61]。按照常理，这些搬迁到民坊当中的店铺，一定要尽可能侧临坊里内部的主要街道。贯穿这一中间环节，再来审视坊市制度的前后演变过程，尤其易于清楚看出隋唐间人通常穿行坊内街道这一点对城市布局变迁的影响作用。 在《冥报记》一书中，还有一些涉及隋唐西京城市构造的资料，有待日后结合其他文献，进一步深入探究利用。譬如书中尝述及西京城内有所谓“传坐”风俗云： 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日以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62] 这种“传坐”风俗所反映的市里居民内部联系，直接关系到坊里作为一个地域居住单元的历史渊源，它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秦汉以前以血缘为主的村社组织。不过，其具体的演化历程，漫长而又复杂，影像愈为模糊，已经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所能简单描摹的问题。 2006年10月10日记 刊《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 [1]《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六《经籍志》上《乙部史录·杂传类》，页2006。案《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五八《乙部史录·杂传记类》（页1484）、卷五九《丙部子录·小说家类》（页1540）著录同。 [2]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周叔迦等《法苑珠林校注》本）卷一○○《传记篇·杂集部》，页2885。 [3]《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页2812～2813。 [4]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纸皮洋装本）卷一○《辩惑篇》“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条，页82。 [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一《小说家类》，页320。 [6]《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一三《唐临传》，页4183。 [7]见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鈔本》（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之《冥报记》，页87～103。 [8]唐唐临《冥报记》（净土宗文教基金会合印《冥报记》、《冥报记辑书》本，2004）卷上“释僧辙”条，页10。 [9]释慧净《<冥报记>、<冥报记辑书>合刊序》，见净土宗文教基金会合印《冥报记》、《冥报记辑书》卷首，页1。 [10]唐唐临《冥报记》卷首叙文，页4。 [1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据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221。 [12]《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页2813。 [13]《宋史》卷二○六《艺文志》五，页5220。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页32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一五《经籍考》四十二《子部·小说家》，页1756。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咸丰元年伍崇曜辑刻《粤雅堂丛书》本）卷三《史类·传记·冥异》，页66b。 [14]见清初宛委山堂刊本《说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说郛三种》第三册影印清顺治宛委山堂刻本）冫弓七二，页3380～3384。 [15]唐代流入日本的《冥报记》写本，不止一种，传留至今者即有京都高山寺藏本和前田家尊经阁藏本两种，这两种传本虽然大体相同，却仍有一些参差出入的地方。京都高山寺藏本今有日本影印本，见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鈔本》，页87～103。 [16]案据日本宽平三年（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成书的藤原佐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丛书集成新编》影印《古逸丛书》本）之“杂传家”下著录（页376），唐代还有一种编作十卷的《冥报记》写本流入日本，惟卷次与唐临书原本相差过多，且未题作者姓名，疑与唐临所撰并非一书，或其卷次存在传写错讹。 [17]唐唐临《冥报记》卷上“释信行”条，又“释慧如”条，页5～8。 [18]唐韦述《两京新记》，据拙著《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卷三西京“义宁坊”条，页57。 [19]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校刻本）卷一○《唐京城》四“义宁坊”条，页129。 [20]《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四一《高颎传》，页1179～1184；又卷六八《宇文恺传》，页1587。 [21]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唐京城》四“义宁坊”条，页129。 [22]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談社，2001）第三章第一节《宇宙の都から生活の都へ》，页176～214。又同人撰《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刊《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7年，页35～74。 [23]上述隋大兴城内高官贵戚住宅的统计，所标注的史料出处，有些还牵涉到比较复杂的考辨，这里不予赘述，我另撰有《隋大兴城坊考稿》一文待刊，文中对这些问题，均做有具体说明。 [24]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六《思慎篇·感应缘》，页1413～1414。 [25]妹尾达彦《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见〔日〕《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页38～39，页41。 [26]唐韦述《两京新记》，据拙著《两京新记辑校》卷二西京“京城”条，页13；又卷三西京“颁政坊”条，页31。 [27]关于隋大兴城寺院的分布状况，请别详拙文《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刊《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页95～96。 [2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上编第六章《鲁国都城曲阜的“坐西朝东”布局》、第七章《春秋战国中原诸都城的西“城”东“郭”连结布局》、第九章《秦都咸阳西“城”东“郭”连结的布局》、第十章《西汉长安的西南“城”区和东北“郭”区》、第十一章《东汉、北魏洛阳“城”和“郭”的布局》，页59～93，页101～157。 [29]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编第十四章《都城布局的变化和礼制的关系》，页184～205。 [30]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二三《四讳篇》，页356。 [31]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六四《居处部·宅舍》引东汉应劭《风俗通议》佚文，页1142。 [32]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本）卷四，页163。“延酤里”之“里”字所据周祖谟《校释》本原无，此据寒斋藏民国王籛《洛阳伽蓝记校注》稿本所引述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本增补。 [33]唐唐临《冥报记》卷上“释信行”条，页6～7。 [34]《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3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刻本）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49。 [36]别详拙稿《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54～156。 [37]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蔵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五《起尼乾占归国，终至帝城之西漕》，页125。 [38]《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页216。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七《漕运》，页1598。 [39]唐唐临《冥报记》卷下“康抱”条，页72～74。 [40]唐官修《大唐六典》（千葉，広池學園事業部，1973）卷七“工部尚书”条，页157。 [41]拙稿《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42]唐官修《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七，页149～166；又卷八，页169。 [43]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四《西京外郭城》，页93。 [44]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二“京城外郭”条，页43。 [45]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說》，据《福山敏南著作集》第六卷《中國建築與金石文之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3），页114。黄永年《类编长安志提要》，原刊《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后改写为《述<类编长安志>》一文，初刊于《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1985年），后附印于黄氏为中华书局点校之《类编长安志》卷末，页325～347。拙稿《唐长安都亭驿考辨--兼述今本<长安志>通化坊阙文》， 原刊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113～116。 [46]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地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杨励三汉译本）之《长安城》Ⅳ《长安城的坊里》，页26。 [47]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三八《总录部·奸佞》二，页11043～11044。 [48]题后唐冯贽撰《云仙散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善和瘗墨”条引《大唐龙髓记》，页45。 [49]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下“善和坊御井”条，页65。 [5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之“外郭城”条，页109。 [51]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页1576。 [52]《隋书》卷五六《令狐熙传》，页1386。参据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吴杰汉译本）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原刊《桑原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31），页250～252；黄永年《不准向街开门的历史》，见作者文集《学苑零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9～20。 [53]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外郭城》之“长兴坊”条，页43。 [54]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63～264。 [55]《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页4404。 [56]唐赵璘《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四，页94～95。 [57]宋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戊，页67。 [58]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卷二《叶净能诗》，页223。 [59]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页1576。 [60]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39～277；又同书第一卷之一五《唐宋时代的市》（原刊《福田德三博士追憶論文集》，1933），页278～303。 [61]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63～265。 [62]唐唐临《冥报记》卷下“赵大亡女”条，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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