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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30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由于其距离太近而没有沉淀期，由于其有规律的“阶段性特征”显得不明显，需要学者们的思想认识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共识。正如朱佳木所指出的：“在国史分期问题上，只要是从历史本身的客观规律出发，从反映历史阶段性特征与内在规律的角度观察，各种划分历史时期的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平等讨论，不应当只把某一种意见作为绝对正确，而把其他意见斥为绝对错误。”[6] 耐人寻味的是，相较于目前国内学界在“远距离”的“前30年”的具体历史分期问题（尤其是对于“1977-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问题）上不同学术观点之间争论的激烈程度，大多数学者对于“近距离”的“后30年”的具体历史分期问题之探索包括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商榷则显得“平和”得多。也许是因为“后30年”没有“前30年”那样一个权威的“八一决议”整合和统一学者们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是由于“后30年”历史发展进程的延续性、连续性比较强而有规律的“阶段性特征”之凸现没有“前30年”那样明确而清晰，所以学者们的思想认识尚在进一步深化而需要慎重表态。 对于60年“国史”的分期问题，笔者一直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立场：其一，不能回避矛盾和争议，必须尽快地解决思想认识的统一问题，逐步形成一个以国家的权威部门和大多数学者的基本共识为基础的“指导性”的主流意见；其二，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鼓励和支持保留不同意见，鼓励和支持各种探索和创新，要理解和宽容“主流意见”和各种“非主流意见”不断地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这里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分期问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是历史研究和编纂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当代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而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分期问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是其初始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之基本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建立和建设的一项具有奠基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到此一新兴分支学科的纵深发展甚至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正在进行时态”的，没有拉开距离、没有沉淀和凝固下来，其下限仍然是在延展中的“当代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必须冷静而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人写当代史”之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制约和局限，如：研究资料“全面性”和“开放度”方面的限制，研究对象“没有距离”和“没有沉淀和凝固”状态的限制，研究领域、研究选题“政策性”和“现实敏感性”方面的限制，包括研究者“当事人”身份的限制，等等。[7] 对目前60年的“当代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有一定“阶段性”和“时效性”的中国历史研究和编纂，是为将来“长时段”的中国历史研究和编纂而“保存历史记录”的奠基性的、积累性的、开放性的、可持续的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包括对于其分期问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的思想认识，必须有一个宽松、宽厚、宽容的可以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和发展空间，要允许提出不同的观点并修正错误。当然，同时也必须有正常和健康的“不掩过、不饰非”的学术批评和学术导引。 注释： ①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此一相关问题的再认识和争论，可参见韩安贵：《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价值向度》，载《现代哲学》，2000（6）；张光鸿：《历史的脐带--与韩安贵博士商榷历史分期理论的尺度》，载《现代哲学》，2000（4）；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载《史学集刊》，2001（4）；郭沂：《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载《文史哲》，2003（6）；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等等。而关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之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情况可以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文史哲》杂志编委会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57；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4），等等。 ②参见朱佳木：《共和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三者关系的思考》，载《光明日报》，2007-03-30；朱佳木：《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10）；曹守亮：《谈谈现代史、当代史和国史的分期问题》，载《北京日报》，2009-02-09；程中原：《也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北京日报》，2009-03-23，等等。 ③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7年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2年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等。 ④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缪楚黄、廖盖隆、马齐彬：《关于党史分期的初步意见》，载《党史研究》，1980（1）；廖盖隆：《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载《党史研究》，1980（6）；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1）；胡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2）；秦陇晟：《中共党史分期新论》，载《甘肃理论学刊》，1995（5）；魏喜龙：《关于中共党史历史阶段划分的思考》，载《学习论坛》，1996（3）；葛仁钧：《论新中国的历史分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4）；龚育之：《新时期历史进程的阶段和十五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发展》，载《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1999（2）；陈述：《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4）；孙大力：《党史分期与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标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1）；蒋锡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问题》，载《真理的追求》，2001（5）；石仲泉：《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2）；龚育之：《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6）；龚育之：《谈几点自己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1）；陈东林：《认真研究13年在国史中的地位》，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1）；于文善：《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分期问题研究述评》，载《世纪桥》，2003（1）；胡安全：《党关于新时期若干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3）；王文滋：《胡绳晚年论建国后党史的分期》，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张世飞：《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2）；胡安全：《论新时期国史的分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2）；张世飞：《中共历史学分期理论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2）；李良玉：《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2）；朱佳木：《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10）；章百家：《积极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1）；曹守亮：《谈谈现代史、当代史和国史的分期问题》，载《北京日报》，2009-02-09；程中原：《也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北京日报》，2009-03-23，等等。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李良玉：《进一步重视和推动对当代史的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5）；《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5][6]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1）。 [4]齐鹏飞：《关于“党史”与“国史”关系的再认识》，载《教学与研究》，2008（5）。 [7]齐鹏飞：《关于“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3）；《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载《人民日报》，200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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