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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舜禅让传说的聚落考古学分析 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所幸考古学特别是包括史前城址在内的聚落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亦可为认识尧舜禅让故事提供非常有力的帮助。 据聚落考古资料分析，在约当五帝时期的龙山时代，史前城址已开始步入普及化阶段，中原地区也不例外。目前已经发现确认的中原龙山文化城址包括河南安阳后冈、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山西襄汾陶寺等7处，今后可能还会不断有所发现。上述城址基本上都分布在传说中尧舜禹诸集团的活动区域。从文化内涵和居民结构等方面分析，后冈以外的其他龙山文化城址似乎都超越了一般聚落的范畴，多属中心或次中心级别的聚落，开始具有早期城市性质。这种现象恰与传说中五帝时代普遍筑城建国、王国林立的历史发展特点相吻合（注：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而且，在考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城址时我们还发现，中原地区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大多呈扇形结构分布，同时在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孟庄、古城寨聚落群中往往存在着与这些龙山城址相若或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现象（注：钱耀鹏：《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这似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聚落群分布形式，隐含着包括军事防御在内的社会结构特点和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聚落群作为一级社会政治组织，圆形或椭圆形结构在空间分布上不仅便于内部管理，而且还具有相对稳定和均衡防御之特点。在圆形或椭圆形聚落群中，中心聚落一般分布在聚落群的大致中心部位，从而形成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环形网络式分布格局，有利于内部的组织管理，秩序化倾向比较明显。所谓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中心聚落与其他中小型聚落的空间分布关系方面。在内部关系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更主要的是聚落群所处的外部环境通常也比较稳定。这虽不是说与周围聚落群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就没有亲善往来或暴力冲突，但却不存在大起大落的对外关系。这种相对稳定的内外部关系，就导致了中心聚落位置及聚落群分布格局也相对比较稳定。所谓聚落群结构的稳定性，主要是针对中心聚落及聚落群分布格局而言的，非指其他。而所谓均衡防御特点，又与聚落群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即由于聚落群内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使得聚落群中心部位就成为最安全、最便于应付种种局势变化的理想空间，所以常常也是中心聚落的所在地。这不仅是出于聚落群决策人物的安全需要，同时也是保障聚落群整体利益的需要。因为在战争或集团间的暴力冲突中，擒贼擒王始终是一条令对方迅速陷于混乱、进而取胜的重要法则。因此从防御角度看，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圆形或椭圆形聚落群就明显具有均衡防御的特点。 显然，中原地区以城址为核心的扇形聚落群结构就具有不同一般的社会意义及防御特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尽管圆形或椭圆形结构是聚落群最理想的布局形态，但也不能排除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现其他聚落群形态的可能性。比较而言，扇形聚落群结构除在空间分布方面不利于内部的组织管理外，还应具有不稳定和对抗性极强的特点。扇形聚落群结构虽也是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但中心聚落并不是聚落群的中心部位，而是偏于一侧，接近或处于扇心位置。就中心聚落位置和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聚落群结构来说，明显具有不稳定性。因为中心聚落所在，既可以说是聚落群最安全的地带，也可以说是聚落群最危险的地点之一。安全或危险与否，完全取决于受攻击的方向。一旦攻击来自于扇心方向，则中心聚落所在就成为最危险的地点。事实上，扇形聚落群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中心聚落位置及其所构成的聚落群整体布局结构方面。与此同时，扇形聚落群的对抗性特点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聚落群结构的不稳定性相辅相成、寓于一体的，换言之，我们还不能以不稳定性来断定扇形聚落群的决策人物都是些昏庸无能之辈或十足的冒险家。他们之所以如此规划设计聚落群布局结构，当是以较大的风险和不便来换取某种更为需要的实际效果。扇形聚落群的不稳定性的另一面就是具有极强的对抗性，即对聚落群整体来讲，扇形所向可能就是危险长期所在以及防御的关键，而中心聚落一侧的危险相对较小或居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聚落群的全部力量就可能被规划于中心聚落的一侧，集中对抗较长时期来自同一方向的侵犯。否则，扇形聚落群存在的理由便很难解释。所以说，极强的对抗性也是扇形聚落群结构的特点之一。 在聚落群能够直接揭示的社会组织结构或社会关系方面，如果说圆形聚落群结构不易确认其与周围聚落群的社会关系，那么，扇形聚落群结构则较为清楚地表明聚落群之间的联系。扇形聚落群结构当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在这些条件均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扇形聚落群结构同样也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否则，扇形聚落群结构便很难成立。在扇形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心聚落所在无疑应是聚落群中最为安全的地带。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安全保证中的自然地形因素，但也不能低估人类自身的能动性。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仅仅依靠自然地形是很难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的。所以，扇形聚落群中心聚落的安全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来自与周围聚落群的社会关系，即聚落同盟组织的存在。 从聚落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兴隆洼、彭头山诸文化中，已经存在着环壕聚落和无壕聚落的区别（注：钱耀鹏：《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文物》1997年第8期。），同时有一些聚落遗址的规模也相对较大，聚落间的分化似乎已经开始。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仰韶、赵宝沟诸文化中都出现了聚落群组织（注：a.严文明：《鹳鱼石斧跋》，《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b.刘晋祥等：《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年第8期。）。当然，在聚落群组织萌发甚或出现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各聚落的独立性可能还不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距实现有效而统一的组织管理还有一定距离，在统合或者说一体化道路上所迈出的步伐还是相当有限的。在社会集团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聚落群的最初出现似乎并不能说明更大规模的社会集团已经形成，而只能代表更大规模社会集团形成过程的一个开端。但到了龙山时代，在聚落群内外部力量的长期作用下，各聚落群内部的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实现统一管理的可能性甚高。在此基础上，便有可能导致若干聚落群构成的同盟组织出现。反过来，聚落群同盟组织的出现与存在，则表明聚落群内部一体化进程达到相当的程度，否则，聚落群同盟组织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另外，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各地还都发现有一些龙山时代的超大型聚落遗址，如山西襄汾陶寺、山东日照两城镇、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规模都达到了百万乃至数百万平方米，所出遗迹遗物规格甚高，似乎也可视为聚落群同盟或其他更大规模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的一个证据。 从文化发展及环境变迁特点来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地理舞台上，所有的区域文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尤其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后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文化发展及相互作用的新格局。具体就是龙山时代周邻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作用明显增大，与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文化明显向周围地区扩展的态势恰恰相反。另外，在气候变迁因素的影响下，北方地区也出现了新的文化发展格局。许多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已经进入降温阶段，气候变得寒冷干旱。这一气候包括水热条件变化，势必会影响北方地区客观存在着的游牧与农业文化接壤地带。事实上，许多迹象也说明这种气候变化曾一度导致北方气候敏感区的农业文化南退，迫使北方农业民族重新调整对生存空间的占有和利用（注：a.张宏彦：《渭水流域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b.钱耀鹏：《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同时，这一气候变化可能还引发了洪水事件。尧舜禹时期的洪水很可能就是指黄河在下游地段屡屡改道，河水泛滥成灾，导致该地区居民全部或部分地逃离黄泛区以求生存。这些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中原及附近地区居民对生存空间占有和利用的平衡状态。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居民若要生存和发展，除协力消除水患外，还必须共同抵御周围部族的进犯，长期处于较为激烈的对抗状态。这即是龙山时代扇形聚落群及其同盟组织在中原地区发生的原因，而扇形聚落群结构则应是聚落群同盟组织存在的有效证据之一。尧、舜、禹所代表的三大集团应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进而为规模更大的中原政治同盟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注：钱耀鹏：《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事实上，除孟庄聚落群位于黄河以北、扇形向南外，王城岗、古城寨聚落群扇形向西，平粮台、郝家台聚落群扇形向南或东南，已从聚落群结构方面初步显示出中原与周围地区长期抗衡的社会及文化发展态势，很可能与尧舜禅让事件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亦即尧舜禹所在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三个早期国家的独立性应是相对的，相互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联系。扇形聚落群结构即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为这种政治性社会集团的扩大过程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考古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