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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舜禅让故事的历史真实 考古资料显示，自仰韶文化晚期特别是龙山时代以来，黄河下游及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迅速崛起，大都有向中原地区逐渐推进的发展态势；而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气候变化可能又造成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南移，迫使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农业民族逐次向中原地区退缩。与此同时，下游黄河改道、洪水泛滥也给中原地区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如是内忧外患俱来，使中原地区居民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若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首先消除中原地区的内部纷争，并齐心协力解决好黄河水患问题。正是在上述共同利害关系的推动下，中原地区原本相互独立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诸集团最终选择了联合，迈向了政治一体化的道路。从尧舜禹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原地区居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及其结盟的原因与目的。 自尧以来，中原及附近地区居民即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来治理黄河水患。先是共工氏和崇伯鲧因治水无方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而后又有“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这些情况当能说明治理水患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另一项举措就是发动了一系列战争。由于自黄帝战败蚩尤以来，华夏、东夷两个集团的矛盾日趋缓和，尤其“东夷之人”舜及其集团入盟中原，更加巩固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局势。长城沿线的农业民族虽有南退之势，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势力集团，力量相对比较分散，加之与中原地区同属粟作农业文化系统，文化源流及历史传统等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可能在南退的过程中很容易纳入中原地区各势力集团之中，这也许就是尧舜禹时期北方少战事的主要原因。所以尧舜禹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南方地区苗蛮集团的。《尚书·舜典》云：“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史记·五帝本纪》亦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据此可知当时苗蛮集团常常北犯劫掠，与长江流域龙山时代文化北上的发展态势大体一致。因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局势稳定之后，尧舜禹都分别对南方的苗蛮集团展开了反击，以战争方式来遏制南方集团的北上。 然而，尧舜禹三个集团是如夏、商、周三代依次主盟中原（注：周苏平：《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还是另有一番情景，尚需分析。《孟子·万章上》所云：“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尽管孔孟以为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的道理相同，但其政权更替方式仍有所区别。韩非子《说疑篇》亦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说到舜禹皆用“逼”，有别于汤武，与孔孟之言颇具相通之处。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就是，尧舜禹时期虽不乏战事，但这三个集团之间却不曾发生大的战争，甚至在鲧因治水失败而遭殛刑后亦能保持全局之稳定。《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评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据《国语·周语》所载，鲧未及时吸取共工氏失败的教训，亦“堕高堙庳以害天下”。按理应当究其罪责，但《左传》中却把殛鲧视为舜之过失，其中不免有些蹊跷，似乎只能认为这一评价的基准当是出于稳定大局方面的考虑。原因在于夏后氏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味追究其首领的罪责或治罪过重，都有可能导致夏后氏集团毁约而使联盟破裂，而不究鲧之罪则众怨难平。可以想象，舜做好各种准备后，便在殛鲧的同时委禹以重任，即使夏后氏集团的利益未受太大损失，又化解了矛盾，保全了联盟的整体利益。禹也是一样，在共同利益的制约下，只好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并且再不敢失之大意，最终以疏导之法完成了其父未竟之事业，为中原地区居民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兴禹”也就被视为舜的成功之处。另据传说资料，尧曾以女妻舜，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联姻，是尧为加强和巩固联盟关系的政治举措之一。上述情况当已充分说明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诸集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存关系。 在人类社会及其政治进化历程中，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一体化过程时常伴随着武力征服，但联盟制也是不可忘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多数情况有如夏商周三代，是以某一势力强大的社会集团为中心所建立的不平等式联盟。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会形成相对平等的联盟体，平等式联盟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依传说资料分析，在尧舜禹联盟体内当不止他们所代表的这几个集团，但由于陶唐、有虞和夏后氏集团的力量相对较强且势力相当，所以他们便在联盟体内获得了较为平等的政治地位，形成了鼎立之势。无疑，他们在联盟体内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并决定着联盟体的存在与发展，因而这几个集团之间的统一和独立都是相对而不完整的。而在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和更高一级政权机构的形成过程中，最高领袖的诞生方式至关重要。虽说最初联盟体最高首领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需要得到各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这种平等式的联盟体内，最高首领之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老衰而禅”以及“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等观点虽遭荀子之批判（《正论篇》），但绝非虚妄之词，甚至应是联盟体最高首领未能实现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有力证据。因此，禅让制当是势力相当的诸政权组成的联盟体产生其领袖的方式（注：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尧舜禅让可能就是这几个势力相当的集团不得不结成联盟时，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关系、维系联盟体的存续而采取的一种领袖和政权的诞生与更替方式。其间，各集团首领俱以各自集团力量为后盾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但都应是在不分裂联盟体以及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公平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竞争时，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最高首领必须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亦即必须是年富力强且富有经验者，否则难以服众。先秦各家所言很可能都是这一历史事件某一侧面或同一过程中的某一片断，韩非子批评孔墨二人言及尧舜之事时“取舍不同”，即应是这一推论的直接证据。如果把先秦各家的观点综合起来，便不难发现矛盾诸说中的内在联系，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尧舜禹之间的关系及禅让故事的历史真实。禅让当是争斗之后的妥协与调和，而尧舜禅让也确非出于自愿，实应是客观形势和现实需要所逼而已。所以说，禅让并不等于没有争斗，实际只不过是联盟体最高领袖及其所代表新旧政权诞生和更替的最终形式，而禅让和篡夺也都不是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完整内容。禅让与篡夺并存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注：王玉哲：《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但尧舜禹故事所反映的并不是选举制向世袭制的过渡，更非世袭制的发端，主要应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及更高一级政权机构的形成过程。 平等式联盟是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但这一基础却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外部环境有所变化或内部力量对比失衡，就会打破原来的联盟形式，或者联盟分裂，或者不平等式联盟代之而起，并进一步促使政治一体化由不稳定状态逐渐趋向稳定。不难想象，在各集团分别实行王位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情况下，联盟体最高首领的禅让制又岂能长期存在。基于黄河水患以及苗蛮集团北上威胁的消除，中原地区局势得以稳定。而夏禹又在治水的过程中扩大了夏后氏集团的影响和势力，率先打破了联盟体内力量对比的均衡态势。所以，夏禹父子便具有废除禅让制的条件和可能，并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而禹、启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这一重大政治变革，还应得益于这几个集团经过较长时期的联盟之后，相互间的敌对心理和敌对行为已大为减弱，并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思想观念，为联盟体政治一体化的彻底实现奠定了基础和条件。 概括起来，以城址为中心的扇形聚落群结构，不仅为我们认识中原地区社会集团规模的扩大方式乃至社会政治的演进过程提供了必要的考古学证据，同时也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诸集团平等式联盟体的存在，以及尧舜禅让故事的可信性与历史真实，表明中国早期国家已经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联盟体内最高权力世袭制的确立，表明中国古代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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