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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世纪前期之后，以揭示历史过程的线索、意义和模式为特征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日渐衰颓，其后虽间或有着复兴的努力，但至今未有公认为成功的例证。历史哲学的主流成了对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活动的哲学反思。直到现在，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同义词。如果说历史学家关注于对历史的认识，那么，史学理论家关注的则是对于此种认识的认识。换言之，对前述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的考察，正是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使命。正如文学家往往未必关心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未必直接有助于文学家的创作一样，史学家未必就关心史学理论（甚至在史学家群体当中，由于历史学终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还存在着对于理论的轻视和防范），史学理论也未必直接有助于历史研究。然而，也如同文学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文学家达到对自身活动性质的自觉，史学理论也同样有助于历史学家对于自身活动的性质获得更清晰的自我意识。 在历史学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中，“历史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历史理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恩格斯曾经赞扬过黑格尔思维方式中的“巨大的历史感”，但他所说的历史感，更多地指的是后者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模式、机制和意义的寻求。③如果说历史学关注的终究是时间中的人事，对于人事变易的敏感就是历史感的首要内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流逝，人事不再，而认识到这些人类过往的经历并不因其流变不居而丧失了让人们记忆和探究的价值，乃是历史意识萌生和历史学出现的前提。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史著的开篇就提到，他撰写自己的著作是“为了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④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感，则更多指的是对于历史场景中人们的活动、情感和生活方式有着符合其历史处境的了解，而不至于犯历史学家们往往指责别人、也经常受人指控的错置时代的错误（anachronism）。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感，在思想史和史学史上，是与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兴起分不开的。梅尼克认为，在现代思想史上，人们在面对历史的思维方式上的这场革命，唯有人们在面对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上所发生的那场机械论的革命，能够与之媲美。[3]历史主义的要义，一是把历史考察的对象放置于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二是强调个体性，突出历史个体（无论这一个体是个人、民族、文明还是某一时代）的独一无二的个性。今日中文世界中常见的“要历史主义地看问题”这样的说法，大抵不出此意。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们有所理解，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方面，我们就无从理解他人，尤其是处于别的时代和文化中的他人。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不同历史处境下的他人，一个重要的原由，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预设的多样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过去与当下相通，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可能；过去与当下相异，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必要。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不光是较易察觉到的物质条件方面的，还有不那么显眼然而完全可能相去更远的精神世界方面的。比如，如约翰·托什所说，现代人理所当然地将自然视为审美对象，“但中世纪的男人和女人们却对森林和高山感到恐惧，并尽可能地远离它们。”18世纪晚期，“在伦敦公开执行的绞刑经常会吸引三万或更多的人观看，观看者既有富人、也有穷人，但通常女性多于男性。他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但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地看完残酷的行刑过程，而今天的大多数人却会由于恐惧而回避。更近的一些时期也许不是如此陌生，但我们仍然必须对许多确实存在差别的证据保持警醒。”[4]历史感在诸多杰出史家那里，常常体现为对于时代差别的清晰敏锐而又细腻准确的感受。无怪乎英国史家屈维廉会认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别的时代相比较、相对照来观看自己的时代，从而使人觉察到自己时代的特性。”[5] 西谚云：太阳之下无新事。然而，与此同样真确的还有另一条谚语：历史绝不重复。过去与现在、各种相似甚而看似无关或相反的历史现象之间，既有相通相同之处，又复有其相异相分的地方。历史感的一个表征，就是对于这些异同的高度敏感和恰切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研究就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比较研究，而对异同的敏感和辨析则是历史理性的重要功能。而异同之辨也即如何看待和判定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同与异，往往是一个依视角而异的问题。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按照前者，希腊的马其顿（Macedon）可比英国的蒙墨斯（Monmouth），因为两地都有一条河流。但是，按照后者，同一河流里的每一个水波都自别于其他水波。”[6]焦点放在同的层面与放在异的层面，扩而充之，就会产生“自其异者而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视之，万物皆一也”[7]的判然有别的视角效应。过往的历史常被人比喻为“异国他乡（foreign country）”，要避免在对某个时代人们的理解中带入别的时代尤其是理解者自身时代的先入之见，“误认他乡为故乡”，历史学家需要时刻警醒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历史场景与别的时代和历史场景的差异。然而，如果异国他乡的人情世故与故乡的完全没有相通相类之处，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其达到甚至是体贴入微的了解呢？过去与现在之间有同，过去才可能为我们所理解。历史理解常常是通过对那“异国他乡”的探究，变未知为已知，变陌生为熟悉。就像人类学家吉尔兹将巴厘岛上土著的斗鸡游戏条分缕析，让西方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文化政治内涵那样，历史学家也让14世纪法国一个小乡村的社会生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16世纪意大利一个乡村磨坊主的宇宙观（金兹堡的《奶酪与虫》）为当今繁华都市的读者所理解。当代微观史的这样一些成功的典范，之所以吸引了大量历史学界之外的公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让读者觉得，它们所关注的过去的人们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的希望、恐惧、爱与恨，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完全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然而，这些与“我们”在某些层面并无不同的历史对象，之所以吸引了普通读者和历史学家，又是因为他们毕竟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图景、交往模式和价值预设。对于历史理解而言，对差异的关注也许更为紧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才强调，历史学要“力图消解那些看似已知的和不成问题的东西。它的目标不是将未知之物还原为已知之物，而是将看似熟悉的东西陌生化。”[8]换言之，变已知为未知，变熟悉为陌生，也同样是历史理性在过去的疆域之上腾挪闪跃的一种方式。历史感在一个重要层面上，就表现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同与异的敏锐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