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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如刘小枫在其《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就多处在这样的意义上来使用“历史理性”或“历史理性主义”，如，“历史说明一切，证明一切。历史哪怕制造了最野蛮、最荒唐的德行，都可以从历史自身得到合理说明。人们不敢质问历史理性的野蛮，因为历史理性是客观的，有自己的自然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第60页） ②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概括并不适用于当前西方后现代语境下所有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比如，在持叙事唯心论（narrative idealism）立场的理论家如明克（Louis Mink）、怀特（Hayden White）和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等人看来，过去本是混沌一片，融贯性、统一性和形式是史家外在地加之于过去之上的。如果说，康德认识论的立场可以概括为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话，这样一种史学理论的立场也可以概括为，历史理性就是史家为历史立法。 ③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页。恩格斯在同一段话中是这样来评价黑格尔的：“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 ④转引自于沛、郭晓凌、徐浩：《西方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⑤转引自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⑥李伯重在《“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一文中，对经济史研究中与此相关的学术现象进行了有趣而深入的分析。同上书。 ⑦这是托马斯·本达（Thomas Bender）的观察，见伯克霍甫：《超越伟大故事》，第281页。 ⑧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戴维斯也曾就《蒙塔尤》、《奶酪与虫》和她自己的《马丁·盖尔归来》说过：“这三本书全都认真地对待地方性文化。然而，它们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这三本书全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见《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74页） ⑨安克斯密特在“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就径直将分析学派的两种路数都归结为“认识论传统”的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刘家和：《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 [3]F. Meinecke，Historism，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 P. lv. [4]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5]W. 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6]钱钟书：《年鉴寄语》，见《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34页。 [7]《庄子·德充符》。 [8]Frank Ankersmit, "Six Theses on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9]罗伯特·伯克霍甫：《超越伟大故事：作为话语和文本的历史》，邢立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10]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11]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2]Frank Ankersmi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13]彭刚：《被漫画化的后现代史学》，《书城》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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