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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判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理解是否成功，当然有着多种因素和标准。在必须满足历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于史料运用的史家技艺的要求之外，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仅仅因为某种历史理解所采用的史料或者其建构的历史世界违反了我们的经验常识而拒斥它。正如伯克霍甫所说，“一种历史的真实性，也可以根据它是否能够很好地与读者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理解和经验相符合来加以判断。”[9]根据天意或神意（或者至少是直接介入人事的天意或神意）来解释过去事件的历史理解，在古代和中世纪史学中曾经颇为盛行，如今在学界中却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因为它与我们如今关于人类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解无法相容。依据正统观念来评说王朝兴替的做法，也早就落伍，因为人们不再持有类似的政治理念。把政治人物和事件当作唯一的历史重心的史观已不再当行，因为人们对于影响历史演变的更为多样而复杂的因素有了更加深入的领会。科学史（比如数学史）上不乏不谙世事的天才，史学史上的史学大师却不能缺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健全理智。我们难以想象，毕生静坐书斋的历史学家，对于追逐权力的欲望如果完全陌生，却能够勾勒出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史的图景；对于资本逐利的疯狂热情没有体会，却能够对现代经济史的某些片段给出有效的解释。这样的健全理智，在包含了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深入了解、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价值观之外，还需要历史学家具备开放而自我克制的想象力。在这里，“开放”指的是，这种想象力包罗甚广：在习见的史料之间发现隐微而重要的联系，于他人看来题无剩义之处探幽发微，别有胜解；提出能够给旧有的领域带来崭新视角的新问题的能力；对于人性在各种条件下的可能性有所洞悉等等。“自我克制”则指的是，历史的想象应该自觉地受到史料和现实世界可能性的约束。离开了历史想象力，历史感就无从谈起。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强调，历史理解端赖于历史学家将自己“同化”于研究对象；后来这一传统所着意阐扬的“移情”（也即史家设身处地了解历史当事人所思所为，以达到与研究对象的“心通意会”），以及与这一传统渊源颇深的克罗齐所强调的对历史对象的“复活（re-live）”，柯林伍德所强调的对于历史当事人思想的“重演（re-enact）”，都意在借此达到对于特定历史处境下当事人行动和思想的切身了解。 历史想象力之外，持平的历史观也是历史感的要素。历史学并不是或不止于是史料学，史料本身并不会自动地构成一幅幅历史图景，而历史学家在选择将何种史料所表征的历史事实纳入自身的历史图景并将其置于何种具体位置时，总是或明或暗地要依赖于自身或隐或显的历史观。这里的“历史观”，指的是对于哪些因素在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及如何考虑它们的相对优先性的总体看法。即便不是特定意识形态或哲学的皈依者，历史学家也无法不具有这样那样的史观或者摆脱自身的史观来从事历史理解。虽然不同的史观纳入考虑的可能是不同的因素的组合，不同的史观置于优先地位的因素也各有不同，而难以达成一致；但其间并非就全然没有了高下优劣的分别。一方面，它们都不应该违背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常识经验，另一方面，它们虽然将光亮投射到过去的不同侧面，但其各自解释能力的大小并非就没有分别，而这反过来又是评判它们高下优劣的一个指标。 从一个侧面来说，历史感也体现为均衡感和分寸感。列宁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⑤这在史学研究中是最常见不过的现象。在特定的研究领域，经常存在着相互矛盾或相互差异、但都满足可作为史料利用的历史学规则而无法依据史学“家法”将其简单排除的史料。要在这样的史料中作出选择和鉴别，在多大程度上将某一史料所涉及的具体情形视为更为普遍的现象的反映抑或只是少数特例，如何在众多史料中利用其中一部分勾勒出一幅历史图景，这既是历史学家施展其才、学、识的场所，也是引发史学争议的聚讼之地。⑥史学史上有关特定历史解说的争议，当然可能涉及具体史料的真伪和可信度，在更多时候、同时也使得争议难以达成一致的，却往往是这样的问题：何种史料才更具超出其特定语境下的更为普遍的“意义”？此种“普遍”性的边界和限制何在？哪些史料才更有资格进入史家关于这一论题的历史图景，哪些史料是绝对不可以排除在这样的图景之外的？历史学固然要求真，“无征不信”的原则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所永远不能舍弃的立身之本，然而，完全由符合史学家法的史料建构成的历史图景，却完全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扭曲的历史画面。换言之，在历史研究中，给出一幅让人认为可接受的（acceptable）、说得通的（plausible）或者“对（right）”的图景，远非只是该图景中所包含的史料都无可挑剔地为“真（true）”就能做到的。只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就无法被简单地归之于史料学。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学的融合，当然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把握特定史料的意义，并将其放置到历史图景中的某一具体位置。但即便是在高度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样式中，更毋庸说在传统的和后现代语境下的叙事史学中，史家在选取和利用史料构筑历史图景时的均衡感和分寸感，对于具体史料能够表征的“意义”的高度敏感，这样一些难以归入寻常“逻辑理性”而常被人们称之为“匠心”或“史才”和“史识”的因素，正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师身上最为人称道和折服之处。 历史学的碎片化，在当下经常是最为人诟病的后现代条件下的史学病灶。一方面，史学研究更加关注日常生活、边缘群体、文化表征等等，史学领域的进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史学家“对于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史等领域的勃兴和长足发展，也表明历史学对于宏观视野和综合的需要和努力并未歇止。曾经有人感慨，马丁·盖尔（娜塔莉·戴维斯的微观史名作《马丁·盖尔归来》的主人公）变得比马丁·路德更加知名，当下的历史研究必定是出了问题。[10]其实，当下史学发展所遇到的困境，更其在于“自下而上的历史不会补充自上而下的历史，而是会使任何综合的努力破碎”，⑦两个层面的史学进展趋势似乎还不能呈现出有效整合的前景。但是，具体的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的大小和重要与否（且不论大小和重要性总是相对于人们所要观照的特定的历史脉络而言的，就仿佛对于特定个体的生活而言，平常至极的家人比之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远为重要）。藉藉无名的小人物、过往不为人知的发生在僻远之地的小事件，也可能折射出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让我们从“一滴水中看出整个世界”。伊格尔斯曾评论道：“……微观历史学家们尽管是专注于地区史，却从未丧失过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⑧可算是持平之论。实际上，在传统史学研究中，从来不乏于微观研究中展现宏观视野，由小问题着手，而得出更具宏观和普遍意义的史学研究的案例。不管史学样式如何变化，见“微”而能知“著”，由“小”而能见“大”，当是史家历史感中始终不可或缺的成份。 (责任编辑：admin) |